2018年11月21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3102会议室，做题为“科举停置及其历史影响”的终身教授报告。讲座由政治学系刘擎教授主持，数十名师生到场聆听。
杨国强教授由清代捐纳、保举制度讲起。清代赋税极轻，康熙年间“永不加赋”之后，国家收支之间只能维持脆弱的平衡，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或战争叛乱等突发事件，产生的开支便非常依赖捐纳所得。最初捐纳为官只是虚衔，仅有品级而无实职，同时秉持“一事一捐，无事不捐”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天平天国战争使作为国家赋税重要来源的东南地区凋敝不堪，再加上长期战争产生的大量开支，捐纳逐渐大开而常开。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富户捐纳之外，地方大员也频繁保举官员，导致官路壅塞，曾经作为入仕正途的科举实际上已很难再是选官制度的主体。甲午、庚子之际，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要求废除科举的舆论成蜂起之势。实际上，历代对科举的议论和批判一直存在，不同的是，此时严复、梁启超等人是与西方教育制度的“知”相比而否定科举，本质上是以知识推翻义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现在看来，这些论断虽然是肤浅的、外在的、想象的和独断的，但在甲午、庚子的时局之下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群臣合奏，最终废置科举。
科举制度不仅是单纯的选官制度，与科举伴生的教育体系、人才分布、城乡关系等一系列因素使其已经内化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骤然停置对民国的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学学费昂贵，且数量较私塾大为减少，导致“读书人”所代表的文化精英群体缩小，这些接受新学教育的精英学到的更多是知识和技能，与传统时期的士绅完全不同。科举制度下，地方社会中存在着绅士主导的“礼俗之治”，得益于他们广泛的文化认同，形成了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合为一体的结构。而新学堂产生的新精英脱离乡村，涌向城市，一面被时人诟病为不知礼的“高级游民”，另一面使得豪强重新出现在地方社会中。仅将科举作为选官制度来看，其特点也是开放而且是彻底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由这种开放性塑造出了流动的等级社会。由科举产生的士人参与政治，构造了传统时期政府文化权力的核心，他们组成的文官政府使国家秩序不会过多地依赖皇帝之贤否，也作为天理和天道的承担者，守护着文明的各种基础观念。科举停置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废除，政府与社会的脱节切断了政治与文化的链接，于是民国的政治成为了没有文化的政治，吏治日益崩坏。士人脱离了权力，就是文化脱离了权力，只能化为思想鼓动天下，即是民国初年各种思想的剧烈激荡。
刘擎教授总结杨国强教授的报告，并就政治制度与社会观念、个体认知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座师生就科举的公平性、新式学堂的优劣等话题，与杨国强教授做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