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3日下午3点，在历史系1330教室，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马杜·富尔（Mamadou FALL）做了一场以“西非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以桑戈尔为例”为主题的讲座。会议由朱明老师主持，与会的有沐涛教授、林广教授。整场讲座持续近两小时，内容丰厚，讨论声阵阵，给在场的老师同学们留下难忘的历史印记。
马马杜教授首先肯定了桑戈尔作为塞内加尔“开国之父”的历史地位，称赞具有“诗性”的诗人桑戈尔以及其在非洲文学领域的先锋作用。随即，马马杜教授将话锋一转，认为塞内加尔的国内政治问题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咎于桑戈尔对国家建设的“不果断”（ambiguity）。
在引言处，教授提到五点关于“西非国家建设难题”：第一，一些人试图用现代制度和外部程序的模块化形式，通过外部移植的方式来建设西非国家的认同感，然而这一民族的嫁接从未成功过；第二，单纯地发展单向话语，这是西非一厢情愿的做法，使得自己从未摆脱法国单方经济利益的困境；第三，战争时代造就的一种默认的发展模式，使西非人民看到一种帝国团结的幻象；第四，帝国主义不顾黑非洲人民的诉求，只让我们效仿法国机构和法国文化；第五，国外的启示与直觉，例如中国。
“如何定义一个国家？”、“非洲人对国家的概念究竟是什么？”，这是讲座第一部分所探讨的内容。该部分以“西非民族建设中的传统与地方动力”为主题。由于不同族群的地域范围发生变动，欧洲人从非洲西海岸登陆、马林凯曼丁族人由东面挺进、富尔贝族人由北向南进入西非之地，西非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网络随之发生变化：农民、牧民、渔民、工匠、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多样，出现了一定的社会等级划分。教授风趣地称自己之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跟不同阶级的人打交道。教授注重西非民族的本土叙事空间，认为除了西非语言外，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定义不同于部落、民族、甚至国家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空间结构。对西非民族国家的理解涵盖了上述提到的任何一种功能。教授的主要观点是：西非这种地方性的交流和团体制度，将会充分地普遍化，以引导社区成员更好地对自己进行身份鉴定。“边界”一词对于非洲人来说并不敏感，甚至可以说非洲人对“边界”一无所知，而在欧洲人看来，“国家边界”是神圣的。因此，欧洲这种国家建设的方式与非洲的并不相称。
讨论的第二部分“欧洲的殖民遗产与非洲发展僵局”，马马杜教授主要介绍了殖民主义如何“造就”非洲。教授对“法国殖民模式”予以否认，一方面，法国的殖民模式，是一种“索取”，而不是“给予”，法国殖民当局从未有在西非建设工业的打算；另一方面，对于西非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国只垂涎西非的原材料，但自己却一毛不拔。
讲座第三部分讨论后殖民时期西非困境。教授首先抛出“何谓独立？”这一问题。认为在1950年至2000年之间，塞内加尔的独立是一种“金钱交易”——一种精英和自由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国家建设不是从当地人利益着手，而是经过欧洲的权衡，来给予非洲精英们的“正式独立”，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
在结尾处，马马杜教授对西非民族的未来做了一个展望：他认为，在西非，国家边界可能会消失（例如利比里亚）、领土异议的发展（例如卡萨芒斯）会导致西非领土主权的解散。桑戈尔被过渡地“法国化”了，真正能使西非民族走向统一的方式之一，应该是重读谢克·迪奥普关于非洲工业化的著述。
讨论会由朱明老师作点评，除了简要回顾教授的讲座要旨之外，尤其提到“一带一路”下对非洲的发展契机、非洲联合的复兴以及当下中非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问题环节，快思老师就“非洲如何获得真正独立”问题向教授请教，马马杜教授回答道：“市场机制、业务建立和资源分配是当下西非取得真正独立的核心要素。中心陈金龙博后就“非洲市场”提出自己的看法：欧洲人打破了西非原有的贸易模式，当下的西非市场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概念。马马杜教授在此基础上赞赏了中非贸易合作机制，并就早期在巴黎举行的“如何建立中非关系”研讨会上的内容作概述，认为从事中非贸易的商人、移民、企业家是推动中非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力量，中非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而非政府合作。张弛博士生就“非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向教授提问，简要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塞内加尔行不通，这不仅因为桑戈尔本人原因，也跟塞内加尔国内的方方面面有关。
本次讲座在老师们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结束。西非民族认同一直以来在历史学上是一个比较难解的问题，马马杜教授对西非民族国家的认同有着比较前瞻性的看法，给同学们带来了新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