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晚，国际美学学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研究员受中文系朱志荣教授的邀请，在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作了一场题为“朱光潜区分‘美学思想’与‘美学’意义”的学术报告，介绍并讨论了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对“美学思想”与“美学”进行区分以及这种区分在美学研究中的意义。本场讲座为知名学者系列第5场，由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王峰教授主持。
美学是一门现代学科，是德国人鲍姆加登在18世纪创立的(1750年，鲍姆加登发表《美学》一书，开创了这一学科)，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美学思想存在。高建平教授的讲座从朱光潜先生晚年在《美学拾穗集》中的这一区分开始，客观地评价了朱光潜先生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尤其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美学是从朱光潜先生的成名作《文艺心理学》这本书开始的。而且朱光潜早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就大量述及古代希腊的美学思想，比如毕达哥拉斯对美的反思。并且学界大多数的美学史著述都是从古代的美学思想开始谈起，而非古代的美学。也就是说，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很久的古代，而美学这个学科却诞生于现代。
高建平教授认为，18世纪是一个美学学科形成的世纪，其时，维科提出诗性思维、夏夫茨伯里的“审美无利害”的内感官说、休谟的趣味、博克的“崇高”、夏尔·巴托的“美的艺术”等，直至鲍姆加登提出“感性学”。而1794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克服了众多概念的内在矛盾，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美学著述。因此，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认为德国古典美学是美学的一个高峰，是现代美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现代美学学科终于确立。虽然古代希腊人已经开始对美和艺术的反思，形成了关于美和艺术的思考以及相关观念的形成，但美学学科却是18世纪建立起来的。因而人类早期的只能是“美学思想”，“美学”则是现代的学科。对“美学思想”与“美学”的区分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高建平教授讨论了美学在中国的建构，认为美学最早是西方传教士花子安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康有为随后提出了这个名称。又有说法认为是中国人从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处引入，而另外一个日本学者西周则将其命名为“佳趣说”。无论何种渊源，中国人开始接触美学的确是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对美学的认知要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也是存在“美学”与“美学思想”两分的，中国美学思想传统久远、丰富、精彩，并且也是有古代形式和现代形式的。朱光潜美学就有三个组成：美学的哲学、审美的思想以及艺术哲学。美学思想因应时代的变迁对应着文学艺术的繁荣兴衰，中国现代美学的形成有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抗，这种态度其实并不可取，高建平教授因此倡导一种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状结构。高建平教授特别强调20世纪中国美学史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以波兰美学为例，认为波兰美学具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学界所认可的三位著名美学家英加登、塔塔凯维奇、斯蒂芬·莫拉夫斯基就是重要的代表。而20世纪中国美学史则可追溯至王国维，后到朱光潜。因此，整个20世纪是有中国美学的新传统的，这个传统包括了美学的译介、论述与系统的建构，同期也包括了大量的论争、批判与反思。高建平教授在最后特别提到了从“美学在中国”到形成“中国美学”的过程，确立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建构这一历史事实，认为这是百年中国美学史的事实。高建平教授指出，理论是发展的，所谓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从纯理论的角度根本无法化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之争暗示了某种被承认的焦虑，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某种积压，而被承认的焦虑并非学术的态度。因此，美学建设要有未来的向度，因为决定一个人成为自己的最终是未来的向度，即想成为谁。中国现代美学当然要从传统和西方吸收资源，也有理由获得更大的发展，这就需要一批文化人的努力，中华美学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努力。
有学生提出艺术哲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高建平教授作了精彩的回复，认为这是在美学与艺术学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美学是对艺术的哲学思考，艺术需要美学观念的指导，不能只是限于艺术门类甚至技术性的层面，艺术不只是技巧，更应该是有观念的艺术，美学是关于艺术的理念。对某些人提出要艺术学不要美学的倾向，高建平提出了批评，认为现代艺术是一个倾向于观念的艺术，离开美学，现代艺术或许也只是沦为技巧，也就是工匠的技艺，这不符合大力倡导的工匠精神，因为工匠精神仍然是某种观念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