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系何鸿燊中国历史讲座教授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做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18世纪的翻译官（口译）与外交实践——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The Power of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 in the 18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的专题讲座。该讲座为思勉高研院成立十周年高端人文讲坛第二讲，同时是思勉人文讲座第379场，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持。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早期中英交往的一项重要事件。沈老师以使团中的中国口译员为切入点，分析翻译官对于中英外交谈判的影响。沈老师首先就马戛尔尼使团选取口译员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涉及1800年前后口译员的改变和欧洲的外交转变。随后，沈老师讲述了马戛尔尼与斯当东的早期交往及经历，这使他们对口译员的要求很高。沈老师指出，出使中国前，马戛尔尼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中国修道院挑选了四位口译员，分别是李自标、柯宗孝、严宽仁和王英。然而这几位口译员并没有一直跟随使团，只有李自标跟随使团到达北京，其余几人留在了广州。
接下来，沈老师分析了李自标在使团与清朝交往中发挥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几件重要事件上。第一件是马戛尔尼要求李自标向中国官员传达他更换住处的意见。沈老师指出李自标并没有准确传达这一要求，而是解释为马戛尔尼对住处很满意。第二件是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递交的全权证书。沈老师展示了该证书的中文本，在她看来，现在所见的中文本是由李自标在承德翻译之后交给清朝的。并且沈老师还强调李自标在翻译过程中增添了许多原先英文没有的部分。第三件是马戛尔尼使团回程时，新任两广总督觉罗长麟曾有给使团的上谕。沈老师指出李自标在翻译时模糊了上谕中的地位差异，从而体现出了平等意味，所以她强调这是一种“隐性的口译”。
在讲座过程中沈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皇帝下跪了？马戛尔尼与斯当东回国后，相继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根据这些回忆录的记述，马戛尔尼并没有下跪。但是沈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展示了小斯当东的日记手稿，从中可以看出马戛尔尼当时的确下跪了，并且进行了三跪九叩。
沈老师指出口译是一种权利，可能会对谈判有很大的影响。到了19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任用外国人担任口译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最后许纪霖老师作了总结。他强调了口译者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并不是透明的，在翻译中具有自身的立场，并且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有很大意义。在问答环节，沈老师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马戛尔尼给乾隆皇帝的国书”、“是否因为李自标擅自提出传教而影响通商”等问题一一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