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下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文化人类学专业的潘天舒教授在闵行校区法商北楼509室作了题为“污名化语境下精障康复患者“舒适地带”的营建——基于上海社区的观察与反思”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是2017年校级百场讲座第100场暨Modo人类学系列讲习堂第40讲，也是2017年社会发展学院校庆报告之一，本次讲座由社会发展学院黄剑波教授主持。
会议肇始，潘教授对主要关键词“污名化”进行了讨论，他回顾了曾经“神经衰弱”至今的历史流变，并提出了观点：“正是由于医疗程度不断提高，对于精神康复患者的污名化愈发严重”以资讨论，他指出，污名化这个概念可能被滥用了，这不仅是歧视，也不是单纯的刻板印象，而隐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断，他援引戈夫曼的理论强调：“在于视角，不在人”，并对于目前大众传媒对于精神疾病之建构有过于天真之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污名化的现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在宽松的气氛中，潘教授以此为基础回顾了自己研究志趣的缘起，并对“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中心”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介绍，通过对自己基于上海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600号”）以及在杨浦市辖区的田野研究，潘先生结合以上的叙述，对自己研究过程进行了反思，指出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当事人究竟在用什么来表述？他重述了凯博文教授“What is to be done?”的经典问题并引出自己的操作性概念“舒适地带”。
潘教授对于自身的理论背景做了详尽的介绍，首先区分了“疾病”与“病痛”的主客位之别，疾病一词是客位的，是医疗人员对于患者的描述，而病痛一词则是患者本身对于自身状况的认识。他回顾了凯博文在进行医学人类学研究时惯常使用的主要访谈问题，并对抑郁症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进行了质疑，潘教授指出曾经过于简单的划分（神经衰弱）反而可能起到了防止污名化的作用。对于David Karp的研究成果，潘亦进行了回顾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除此以外，跨学科研究领域，潘教授推荐了“Crazy like us”一书，其旨在说明美式心理疾病理论之全球化进程，势必加速精神疾病相关的当代理论和诊疗方法的标准化与程式化，而人类心理、意识和精神研究原本具有文化多元性，历史和区域差异性势必也会被科学话语渐渐抹平。理论回顾之后潘教授对自己的田野方法进行了反思，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坊，深度访谈，以及基于门诊、会议等形式的时间观察，并着重强调了“焦点小组访谈”的重要性，对以上方法的论述直指该研究项目的核心诉求，即让患者诉说生命故事，直击“病痛”。
潘教授指出可以从制度与非制度两条进路为患者营造舒适地带以提供并维护适当的边界，他结合过去二十至三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上海居住条件发生的巨变指出这个过程牺牲了非常多的“舒适地带”，空间在不断重构的同时，这个问题值得重新考虑。至2013年，只有杨浦某个棚户区存在一个可被称为舒适地带的田野点，潘对其经历进行了简要的阐释。
第二个方面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诸如阳光新园等本地的社会工作组织，这是一个对患者进行再社会化教育的公益性机构，潘对其工作周期的长短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无论如何，阳光新园都确实发挥了自身的一定功能，这是不容置喙的。除了以上两种方式，潘还论述了基于网络的微信群、树洞等形式以及“能人型”家长的策略等舒适地带营建实践。
在讲座的尾声阶段，潘教授他回顾了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病耻感与应对策略工作坊的田野经历，此项活动旨在帮助有心理疾病的孩子和家长克服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孩子康复，回归社会以投入未来的发展，潘天舒发现这些热情高涨的患者家长，虽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但在患病的孩子面前“一切都平等了”，而在此过程中进行讲座的老师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过于理性化，“上面的人专业术语说得多了，家长自己在下面就聊起来了”。潘教授指出该项活动的潜功能反而是提供家长之间相互交流支持的机会，对营建舒适地带做出共同的努力，甚至可以比活动预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潘教授总结到：那些旨在“重建社会关系”的努力在理论上或许是可能成功的，但是在这个棚户区与弄堂被现代性摧毁，社会关系逐渐稀薄的新上海，显得可能不太现实。诚然，在新自由主义的宏大背景下，每个人都被鼓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但是对于患者而言，给他们留下一个舒适地带或许是更重要的，这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耐心与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