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历史系牟发松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社科沙龙，作了题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的终身教授报告，京都大学冨谷至教授出席并担任点评专家。
报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牟发松教授首先介绍了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形成的历史背景，即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北关系及其演变。中国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北差异最著，但三代以降，实以东西对抗为主，汉魏之际开始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以三国鼎立（实为魏与蜀吴结盟的南北对立）为过渡，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南北分裂近三百年，而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以及南方相对地位的变动，是东西相抗转变为南北对立之局的根本原因所在。伴随着政治、军事上的长期对峙，南北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尤其显著。南北朝时期，北族统治者的汉化及主动学习南方文化，南学北渐成为时代风潮。正是文化上的凝结与催化，使得南北重归统一成为可能。隋灭陈南北重归一统，政治上是南并于北，文化学术上却是北并于南，这就是隋炀帝对南方文化态度的时代背景。
第二部分，牟发松教授以文学为中心介绍了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炀帝对南方文化的“钟爱”达到可称之为“情结”的程度，堪称“不爱‘江山’爱江都”。炀帝不顾朝臣反对，大业十二年三下江都，他在《江都宫乐歌》《泛龙舟》等诗歌中，直抒其对江都的流连忘返。他开通了迄今为止仍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一次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成功贯连，虽使隋皇朝“促数年之祚”，却为后代“开万世之利”，但此举无论如何与他的南方文化情结或者说为了便于巡游江都有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隋炀帝创制了科举制核心部分的进士科，而进士科所试杂文以南朝文学（《文选》）为范本，也同样反映了炀帝的南方文学好尚。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形成，有其直接的原因。首先，炀帝是平陈统帅，平陈之后以扬州大都督坐镇扬州近十年，晋王府麇集了大量的南方学士，并致力于宣扬盛行南北的佛教文化，团结、拉拢南方佛教势力以促进南北文化的统一。其次，出自南朝皇室的萧皇后对炀帝热爱南方文化不无影响，炀帝“言习吴音”应与萧后有莫大关系。炀帝南方文化趣尚的社会背景则是在北朝文学南朝化的过程中以武川镇集团为核心的西魏北周隋唐政权的统治者后代，逐渐成为南朝文化的崇尚者、模仿者。隋唐间制度文化的选择和唐中叶以后的南朝化倾向，表明在政治上直承北朝的隋唐在历史发展上与东晋南朝相衔接，在这种意义上，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虽然有些超前。
第三部分，牟发松教授将隋炀帝的南朝文化情结与唐太宗作比。隋炀帝在出身、排行、夺嫡逼父、征辽东、雄才大略、爱好南方文学等方面与唐太宗有诸多共同之处。在面对南方文化的个人好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时，他们作为南朝文化的爱好者恰巧同时又是最高统治者，也共同面对着如何兼顾南朝文化趣尚和武川镇集团所秉持的传统治国原则的课题。虽然他们都对南朝文化企羡之殷，爱好之深，模仿之切，引用南士为宾友，取南朝贵族女子为后、妃，但唐太宗力图将其企羡南朝文化的情结克制在个人爱好层面，避免这一情结损坏到他所代表的关陇集团的政治利益和关中本位政策。而炀帝的南朝文化情结则已影响到了理性政治决策。在这种意义上，隋炀帝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巨大工程的建设、制度的制定运行等方面为唐代预付了巨大的成本，同时也是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唐太宗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优秀的反面教员。
牟发松教授报告结束后，冨谷至教授做了简短而精彩的点评。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以及它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可以说是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的。也是在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南北文化的调和与整合成为时代焦点。牟教授的报告趣旨，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并以隋炀帝的文化好尚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关系为中心。报告的内容及结构极具逻辑性和说服力，同时证明了研究中运用文学资料的有效性。牟教授不仅以实证史家和注重历史理论著称，从今天的报告看来，他也熟稔中国文学，并能从文学作品中解读出人的微妙心理和细密感情，我认为这属于“浪漫史学”的范畴。指出隋炀帝具有负面意义的南方文化“情结”与当时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就炀帝的评价提出独创性的意见，是牟教授报告的亮点。他期望牟教授能从浪漫史学和考证史学的结合上，就唐太宗对南方文化的得体态度在促进南北政治统一和东亚文化圈方面的作用，提出新的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