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传播学院的Manjunath Pendakur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讲座主题为“印度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视角（India’s Globaliz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为思勉人文讲座第366讲，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主持了讲座。
潘达可教授当前专注于印度的全球化和农村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将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调查方法相结合，提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是我们通常所叙述和理解的那些意义，其背后伴随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经济贸易扩张，以及基督文明扩散而慢慢展开的。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经济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向，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向全球经济接轨，印度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潘达可教授从六个历史时间节点分析了印度的全球化过程及其后果：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757年，英国与印度发生普拉西战役，随后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而这个转折也成为印度开始进入全球化进程的起点；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印度被分为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独立挫败了英国的殖民同时，同时也造成了领土和宗教的长期矛盾；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表面看是解决印度粮食问题，但是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印度农业的进一步资本化，随着农业的大规模发展，相应的也产生了水源、农药、病虫害等等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印度严重的生态危机；第四个时间节点是1975年，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媒体的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强，国家管控制度进一步加强，当时政府强制清除了德里的贫民窟，使数十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数千人被杀，印度社会陷入了更深的危机；第五个时间节点是1991年，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世界的再次抬头。维护个人自由和竞争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再一次发展。而社会的危机导致各国政府纷纷诉诸经济发展的长期策略，印度也放弃了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各种亲西方的，亲市场的思想在印度盛行；第六个时间节点则是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极端组织强行拆毁，当时曾引发严重的宗教流血冲突，导致数千人丧生。表面看似宗教冲突，事实上背后是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将这六个历史时间节点串联起来，潘达可教授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印度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全球化过程对印度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宗教冲突以及文化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为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及其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的维度。
讲座中同学们和潘达可教授讨论了全球化及阶层分化问题，也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最后由吴畅畅副教授总结了讲座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