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午，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62场在闵行校区人文楼人文沙龙举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四新以“《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为题做了报告。本次讲座由哲学系教授方旭东主持，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作评论。
丁教授首先指出《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要点。“洪范”即“大法”之义；而所谓“法”，兼含“道”与“规章制度”两种意思，与今人所谓“法律”概念大殊。《洪范》无疑以五行和皇极二畴为核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
汉代的尚书学以今文二十八篇为经典依据，以《洪范》学为中心，且在九畴中又以五行畴为核心。《洪范》是从天子（“王”）的角度来谈如何有效地统治天下而达到“彝伦攸叙”的政治目的的。总之，“洪范九畴”理论的思想主旨是为了阐明如何平治（有效地统治）天下，而“革命”理论则与之不同，其思想主旨是为了论证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前者体系庞大，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所有最基本的方面，而所谓“王道”的具体内容即见于此。
先看五行畴。“五行”为何被列为第一畴，或者说何以能被列为初一畴？这个问题，决定着古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同时也决定着王道的始基所在。从逻辑上来看，整个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乃至整个物质世界均是以五行为基础的。而这很可能是“五行”被列为第一畴的根本原因。再看皇极畴。“皇极”被安排在第五畴，它主要讲君王必须以中道（“极”）建立天子之位。而这个“中”的原则，恰与中数“五”相配。在一至九这九个数字中，“五”居中而为中数。以居中的数字“五”来表现“中”的原则，这既是作者有意而为的结果，也是古人以“数”表达客观实在的一种普遍观念与做法。商周之际，“尚中”的观念已经形成。据统计，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五”字一共出现了88次，并出现了大量以“五”开头的词汇或术语，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畴序本身具有特别的含意，其内容与畴序的搭配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其中，“初一”、“次五”、“次九”与“五行”、“皇极”、“五福六极”的搭配最为重要，清晰地展现了箕子对于王道秩序的内在把握和理解。
从名实来看，《洪范》的“五行”无疑指水、火、木、金、土五者；至于其性质，孔颖达曾从“体性”（体）和“气味”（用）出发，认为“五行”也可称之为“五材”。 另外，由于水、火、木、金、土五者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非常重要，设想此五行有所谓职官（主要掌握其施用）分守之，这是可能的。可以提供三点论证。第一点，《尚书·禹贡》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同书《尧典》曰：“（舜曰）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同书《吕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此外，《国语·周语上》记伯阳父在评论“三川皆震”时，也非常强调水土的意义。这些文献都说明了，在上古，人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水土对于民生和国族兴亡的重要性，因此重视水土二行，乃古人应当早已具备的基本常识。
“皇极”为何意？这首先需要从“皇极”的训诂入手。先看“极”字。伪孔《传》和孔《疏》训“极”为“中”，这是故训，代表一般意见。与此同时，“极”也可训为“至”，训为“标准”或“准则”义。朱子和蔡沈即采用此训，他们二人并且特别强调此训与训为“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与南宋官僚集团主张“安静”和理学集团主张“恢复”的对立是相应的。《洪范》的所有“皇”字都应当训“王”(或“君王”)。而“皇”训为“王”，在《诗》《书》故训上例子多见，可参看《故训汇纂》。而刘节所谓“在春秋战国以前，‘皇’决无训‘王’，训‘君’之说”的说法，肯定是不能成立的。而“皇极”的“极”字，首先应当训“中”，然后言其包含着“至极”之义。总之，皇极畴是从王对臣民如何统治及建立其至中不易的政治准则出发的。无疑，它高扬了王权，肯定了“王”是建极的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同时，“皇极”这一概念也要求王承担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责任，并担负起“作民父母”的义务。这些思想，后来都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和弘扬。而朱子在《皇极辨》及语录中特将“皇极”阐释为人君通过修身以建立可以效法、推崇的至极标准（“立德”），这虽然符合宋代理学的思维倾向，但是并不符合这一概念的古义和本意。
在问答交流环节，哲学系方旭东教授认为丁老师这个理清了我们对《尚书·洪范》的理解。同济的谷继明教授对相关问题与丁教授进行了对话。接下来还有几位学生就五行和黄极问题和丁老师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