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台湾东吴大学刘龙心教授在历史系楼1410作了题为“民族国家与现代史学的空间架构”的讲座。
讲座伊始，刘龙心老师从地理书写与近代知识结构转型角度切入，认为近代知识结构分化与历史学科界域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现代历史学的特性在于从时间入手，强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解释社会人群发展各个面向。而专史则意在打破时间、空间范围讨论人群的个性，这也是从1930年后特意形成的。因此刘老师想就地理学如何淡出传统史部的过程以及如何处理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以形构近代国家概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刘老师指出，地方和空间是一对互相定义的概念。空间是客观的、流动的、可定义的概念，而地方则是暂停的，主观地给空间下的定义。以黄绍箕《乡土志例目》为例，说明在传统地理学中，没有客观存在的空间，只有人为定义的地方。体现在传统地图绘制时，往往以人为坐标构建空间体系。如《汉书·地理志》中人土风俗受不同地理环境影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都不是自外于人的客观知识，体现王朝地理的社会空间构成本质上是儒家伦理道德权力秩序论述。近代的王庸便认为传统地理学没有可取之处。因此近代学科分科时就“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地位往往有所歧异，民国学人往往以戴震与章学诚的观点互相辩证，然而在刘老师看来章、戴二人所议论的“史”、“地”非现代学科建制分科后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章实斋意在确立学科认同，而民国学人挟章氏以自重。
刘老师继而探讨近代地理知识“客体化”过程。所谓客体化，便是将人从自然世界中抽离出来研究对象。通过比较1912年臧励和《新疆中国地理》和1918年林传甲《大中华分省地理志》对地方边界与沿革的书写，可以看出地理学由主体性视角到客体化视角的转变。而在晚清学堂改革中，地文学知识受到很大重视。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设立地文课程。
1884年美国举行国际本初子午线大会，确立格林尼治子午线为经度起点，中国并未参会，仍采用北京子午线为中轴线。林传甲认为采用国际经纬度会丧失国格，折中采用两种子午线并存。而中国地质层和世界各地则有共通的远古。刘老师认为在关注“小异”的同时不能忽视“大同”的存在。而地理学从传统史部逸出转移至现代学科体制下，其知识内涵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文本书写时出现了比附文献，全面改写的现象。以专题分类来书写，地理知识客体化、知识化和实用性。与传统以人为本，宣扬皇权统治的内涵不一样，近代方志关注人类生产和经济变化。传统内涵被肢解进入新的学科设置里，改名换姓后被重新整编到国民国家的建构之中，凸显国民地位。因此评价林传甲书即可当地理书读，也可当伦理书读，是服务于政权的空间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