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下午，在法商北楼525室，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部主任兼研究员林子淳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不同世界的文本可能比较阅读吗？”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2017年校级百场讲座第33场，暨宗教研究名家系列第8讲。讲座由人类学所黄剑波教授主持，社会学系主任李向平教授等师生参加。
如今各种比较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比较文学）逐渐成熟，但理论家认为不同文本存在不可译性，那比较研究还有可能吗？带着这个问题，林教授将我们带入了诠释学之林中。他首先引用了维特斯根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后者认为文化是一整套内在融贯的体系，各体系间不存在一个超越一切语言文化的后设标准。这实际上否认了不同文化比较的可能性，对此，林表示翻译障碍恰恰表明我们对那些要被认识的对象（包括宗教/哲学/文学的）已有初步掌握与认识。
“世界”
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Welt)的概念，这个“世界”不是空间概念，而是一种指引关联。不同主体在不同境域中有不同显现。比如对于课堂上出现的纸杯，我们不会想到要去实验室化验它，去检查它是否有毒或有危险，而是拿起来就喝；但在飞机场时，水杯显现的并非是饮料而可能是其他危险性东西，因此乘客会被要求喝一口以证明水杯的安全性。“黑马是马，白马是马，皇马不是马”这句话对球迷与非球迷来说有不同的意义（“皇马”指球队）。我们的世界呈现一种开放状态，对新的事物有新的理解，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所属传统文化的看法，因此一切行动有其不稳定性。世界不单单是物理空间，而是由不同人与事共同建构的，有其不稳定性，所以我们有很多空间以及可能性去行动，又因我们无法限制他者的判断和行动，所以人的“能在”既显出其可能性，却又是被抛掷于有限性中，但在有限世界中却有无穷可能性。这种具开放世界的性质必然是（广义上）政治的，其公共性正反映于可容下不同的意见。
文本、阅读、互文
文本是交流的渠道，这种交流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文本意味着要与不是同一空间的人交流，所以会有多种情况，如读者存在而作者不存在、作者存在读者不存在或两者都不存在只留下文字或编码。文本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但文字具有多义性，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读者会将自身理解附加到文本中，从而可能对文本有所歪曲，连作者本人对所写文本也可能有误解。但正是因为读者将自身理解附加到文本中，实现与文本的连结，产生新的意义。所以德里达提出“文本之外无一物”，即不存在外在的文本，文本的意义会在不同传递过程中流转和变化，因此人们想寻求文本最初指涉的“他者”（文本的意义）却难以找到其踪迹，这让人难以接受。神学家瓦德(Graham Ward)指出，虽然没人见过上帝，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已把他显现出来。想寻求文本最初的意义就需要回归经典本身。人们学习经典并非单纯为了求知，而是为接近圣贤的精神境界。对此，利科指出，在文本中我们可以与另一个“自我”——文本的“声音”相遇。张隆溪也指出，经典的所谓“无时间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意义保持不变，而是说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在场并产生意义。黄俊杰也指出，经典的永恒在于不断被诠释。因此，中西方学者都意识到原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差异，但因解读者执着的是真理的体验与实践，这点常被忽略。张隆溪指出，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这互文却不同于解构主义的理解。解构主义的互文是一个没有起源的“踪迹”，中国的互文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字的力量把作者变成了权威性文本，当从古代著作中引用一句话时，并不存在老子其人或《老子》其书的分别。克莉斯托娃最早提出“互文性”，她要求以互文性取代相互主体性。利科则强调建构其意义的传递者与接收者的主体间架接，注重延异与他者性。
诠释学则要把不同面向整合起来，将作者、语境置于一个更大的体系—论述/话语—之内。有些文本配合一些动作并要达到行动目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性事件无法保留下来导致诠释的含混性，因此需将文本分成“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两个向度，外面参与论述过程的个体（包括人和神祇）和事物皆可成为检阅对象。在现代世界，教徒可能要求去证明上帝或某种神奇发声音。信徒听到什么就代表着隐含作者，而超自然对象或老子的作者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哪个群体的人来说有其神圣的一面。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徒来说，其圣典是前人经历过神圣事情时遗留下来的文本，当他们念其圣典时就他们就认为自己在聆听神圣者的声音，他们其实预先设定了隐含作者就是神圣启示者以及神圣经验的可传递性。外来者可能不会认同其中的价值，但他们依旧可以做客观的研究与讨论。这种情形对中国文明来说也是如此，如王阳明认为经典是一个“常道”的容器，不同经典传递的是“常道”在不同层面、时段和地域中的不同展现。
中国的诠释学
每种文化都有差异，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性诠释理论？若用西方阐释学来解释中国经典会否出现水土不服？对此，有学者提倡中国诠释学。汤一介认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自觉地把中国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见《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页23）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实践上。张隆溪指出，理论要更加开放并接受研究检验，平等看待中西方文化，从而实现比较的可能。最后，回到原点，文明的冲突问题以及文本的比较阅读并不能靠理论解决，而取决于实践的人是否具有开放与批评的态度。
林教授讲座完毕后，黄剑波教授进行简要点评，在场师生就互文性与相互主体性概念的差异、文化比较是否是区域比较、主体建构问题、比较研究是否应考虑通俗文本等问题进行提问，林教授一一给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