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下午，丽娃史学工坊系列讲座暨社科处知名学者讲座在人文楼1306室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主径——从唯物史观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讲座。讲座由历史系胡逢祥教授主持，台湾政治大学刘龙心教授，我校历史系王东、李孝迁、王应宪、王传、王进锋、贾菁菁等师生参加。
张越教授的讲座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释题”、“为什么要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史学的产生”、“从唯物史观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1949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中国史学格局的形成”。张教授首先从释题开始，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存在诸多路径，而以唯物史观史学为主径，尤其在1949年以后尤为明显。而从唯物史观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阐释主径的过程。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学界对于三十七年历史的民国史学和八十七年历史的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成果不成比例；另一方面是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结论不尽客观，只局限于“教条化”的初步评价，而难以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探讨。同时张教授举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只字不提唯物史观史学；姚雪垠以文学家身份批评郭沫若一错再错、再改再错，而自己却分不清何为历史著作；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错批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而在被翻案后却不肯承认错误的三个事例。认为正是由于学界存在对于唯物史观史学的偏见，才更应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主径的研究。
以往学界认为唯物史观史学的产生是以李大钊《史学要论》为起点，而张教授则指出李著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意义和成就，而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学界的热捧。唯物史观史学真正意义上开始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则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及郭沫若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莫大关系。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汪伪政权清党清共，知识分子不禁产生了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的困惑。加之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彼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不同看法的影响，促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和浓炽。同时对论战中关于“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 三个焦点问题展开叙述。在论及目前学界对社会史论战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其存在的局限，认为应“学术视野”和“革命话语”相结合探讨才是正确的方向。
对唯物史观史学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则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典型，该书由于“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秉持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实事求是”到“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著作态度，而受到民国学界的逐渐认可。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的发生，郭著的巨大影响，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才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主流。
张教授在对从唯物史观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的探讨中，首先对近代以来学界“唯物史观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名展开讨论，指出“左派史学”、“左翼史学”、“释古派”、“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这些名称的赋予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政治立场。同时就研究者而言，指出陶希圣所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虽有“中国社会史的专攻刊物”之谓，但并不如40年代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业队伍在政治立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此前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许多人也因为政治原因而放弃了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历史的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而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为代表的中共政治路线政策方针则成为延安和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中国史坛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在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此前还存在的包括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政治立场的“食货派”等相关研究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使得统称马克思主义史学顺理成章。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得以确定。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等趋势愈加明显。史学界的新秩序得以重建，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1950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1952年6月至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成立，建立了高校系统之外的国家级历史研究机构。开始推行苏联的历史教学模式，至今仍有影响。历史学学科建设步入轨道，世界史和考古学学科成绩显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受到重视。集体研究的成果十分显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是其中典型。对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受到学界的热烈讨论。
报告结束后，历史系胡逢祥教授做出点评，认为讲座范围涉及相当广的同时，又十分具有启发性，并就自身经历对讲座内容作了补充。台湾政治大学刘龙心老师，本校博士生杨杨、硕士生付耶非分别就是否可以从构建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家晚年的“后悔”，相关的历史教科书等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得到张越教授的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