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下午，我校第176讲大夏讲坛在闵行校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报告厅举行。受社会发展学院邀请，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院的周大鸣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城市转型：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演讲。报告由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主持，社会发展学院田兆元教授、李向平教授、王晓葵教授、黄剑波教授、赵晔琴副教授、刘拥华副教授等师生参加。
周大鸣教授现担任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周教授以中国城市转型为主线，以自己在珠三角做的大量人类学、社会学调查为铺垫，用丰富的案例来展开自己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周教授表示，他对城市转型问题进行思考是现实因素和理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全球化浪潮以及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和2000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提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转型”两个概念。这两个因素紧密相关而非毫无关联，其中全球化浪潮往往会唤起不同地方人群的文化自觉并导致地方社会的文化转型。但全球化本身存在巨大争议，不同学科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巨大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全球化可能是一个一体化过程；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地域与全球化如何协调矛盾的过程。周教授的学科知识背景使他对全球化的理解趋于后者。他想要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转型问题。对于这个宏大主题，他选择以城市作为切入口来具体考察城市转型问题。
他采取个案研究法对四个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这四个地区分别是广州荔湾区杏花社区、东莞虎门、南海西樵和广州天河，分别对应社会学领域中的老城区、传统乡村、“村中城”和“城中村”的分类范畴，以求能涵盖不同类别的地区。他指出，选择老城区是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老城区，这些移民如何与老城区人们相处成为一个问题；而选择乡村是希望透过乡村来看城市化进程、原有共同体如何保存下来、进入这一社区的外地人与本地人如何发生关联以及乡村管理体系如何转变成城市管理体系；选择村中城是因为乡村的发展可能会发展成集镇；选择城中村是想考察在城市包围中村落的发展变化。通过这些个案调查，他得出了以下思考：（1）从单一民族国家向移民国家的转变是当前世界发展的潮流；（2）中国正经历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3）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向。但周教授没有详细介绍田野点的基本情况，也没有具体描述自己是如何进行田野调查。
一、 地域性社会与地域性城市。
他首先界定了“地域性社会”的概念，指出地域性社会的概念与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存在差异，它更多的针对中国社会，其形成与明清以来人口流动以及移民对地方的融入有关。接着他分析了传统地域社会即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指出其核心是人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以村落为基本单位构成乡土社会、认同。乡土社会有三套主要制度：基于血缘的家族制度、基于姻缘的亲属制度以及基于地缘并整合血缘与姻缘的信仰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这三种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处理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聚落的关系以及聚落与聚落的关系，这也是中国社会能保持其连续性的根本原因。地域性城市则在地域性社会基础上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分开或者说是对立关系或替代关系，而是说中国的地域性城市具有某些地域性社会的特点。周教授指出，地域性城市主要有以下特征：移民以周边农村移入城市为主；以某种方言群体构成城市人口的主体；是某地行政区划的中心；户籍严格限制人口迁移（1949年以后）。此外，中国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成本较低，大家知根知底非常熟悉。而中国社会由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型与移民有很大关系。所以周教授接下来具体探讨了移民对中国城市转型的影响。
二、移民与中国城市转型
周教授首先用数据分析了中国的移民概况。他表示中国的“移民时期”已经来临。根据数据显示，2010年流动人口达到2.6亿，相当于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其中，这些移民主要可分为劳工型、智力型、经营型、政策型、投资型等五种类型（根据他的调查，他发现农民工本身也在分化和转型。具体可参考周大鸣《农民的流动与转型》）。与一批学者对待移民的看法不同，周教授认为不应把移民或流动人口看成社会问题，也不需要对其进行社会治理，他以美国和珠三角地区为例肯定了移民的贡献，这些贡献具体表现为：提供了廉价、灵活和强壮劳动力大军；促进人力、物力和信息的聚集；促进地域农业现代化及工业化的转型；促进乡村迅速都市化；促进文化转型（如通婚圈扩大）；促进城市转型等。
周教授认为，中国城市也逐渐由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型城市转型。但他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也没有具体阐释这两个概念。他对此的思考尚属于探讨阶段。他说，城市转型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结构、社会文化、族群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整合等几个方面。（其中针对族群关系，他以新疆地区的715事件为例，并以非常口语化的形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小事件是如何突破其原有的空间而扩散到其他地方并逐渐演变成一个族群问题的；针对人口结构中的地域歧视问题，他提出身份证应取消民族和地域标识。）但城市转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这使社会的基本信任机制发生了变化。如传销充分利用了熟人社会的网络，这是城市转型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需要制定法律，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如今，文化多元和文化差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过去的一套做法将不适应这种新的状况。但政府并未意识到这种转变。该如何更好地在城市转型中进行社会治理？这是周教授关心的话题。他最后指出，社会融合是一个牵涉到宏观政策制度和微观日常生活两个层面的问题，是转型中的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结构融合是关键和难点，社会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观点。
在周大鸣教授讲完之后，报告进入到了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就流动人口与移民的区分、熟人社会交易成本低、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态度、地域性社会与地域性村落的区别与联系、如何界定地域性城市、地域性的内涵、中国村落的转型问题、地域性社会与移民社会的关系、移民主题的融入意愿问题、多元文化、文化及学科设置等展开提问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