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先生应历史系之邀，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主题为“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整理规范漫谈”，由历史系牟发松教授主持。
报告开始之前，牟发松教授介绍了王素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家学渊源，回忆了与王素先生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的往事。
王素先生指出汉唐历史自清以来就成为史家研究的重点，民国迄今，享有盛名的史学大家大多也都是研究汉唐历史或部分研究汉唐历史的。王先生认为汉唐历史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出土文献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有很大关系。20世纪初的文献四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敦煌文书、大内档案）中敦煌文书和西北汉简即属于这一时段。如果加上饶宗颐先生说的第五大新发现——碑志，则有三种出土文献集中于汉唐时期。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预流、未入流和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等重要理论和方法，也主要是将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而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粹做汉唐史或出土文献的研究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王先生指出正是由于出土文献在史学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出土文献的整理便成为首要任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出土文献整理，才能更好地让出土文献为历史研究服务，成为每一个文献整理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有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近年将出土文献的五大门类都归于古籍范畴。
在出土文献整理的过程中，规范是核心。21世纪以来，国内虽然已经出版了多种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专著，但是传世古籍整理规范并不适用于出土古籍，出土古籍的整理明显缺乏规范。王先生分别以甲骨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志为例，指出了当下出土文献整理比较普遍的弊病，特别是碑志领域的整理似有学术倒退现象。经过实例展示与讲解，王素先生指出出土文献的整理规范，主要应考虑三点：（一）是否对保存原貌有利；（二）是否对展示内容有利；（三）是否对读者理解有利。接下来，王素先生便以金文和简牍为例，对上述三条原则进行印证，形象地体现了其重要性。借此表明以上述原则为标杆的出土古籍整理规范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
最后，王素先生对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的研究的前景作了一个概括。王先生认为，从事汉唐史研究，“十九史”才是根本，出土文献只是辅助，二者属于皮和毛的关系。只有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辅以出土文献，才能在汉唐历史研究的广阔天地上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