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谈“后革命的幽灵种种”

发布时间:2017-03-31浏览次数:170

  

224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老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带来题为“后革命时代的幽灵种种”的精彩演讲。本次演讲由中文系教授罗岗老师主持。

戴锦华老师首先对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做出了解释。她指出,“后革命”是post,而不是after;“后革命”告诉我们“革命已远,革命未来”:已远的革命仍以种种形式延宕,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革命的可能、威胁和记忆,革命在不断地被债务化和幽灵化的过程中显现。《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言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当今天全球成功放逐了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再度成为“幽灵”,这是“幽灵学”最重要的语境。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戴锦华老师在新的大众文化产业链,和由此形成的相当不同的文化生产机制中感受到,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革命相关叙述已被对权力秩序的崇拜所取代。革命文化的突出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而作为中心和主体的“人民”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阐释世界,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历史。但今天的人更多的是原子化的乌合之众,“人民”在流行想象中渐次消失。正是在这一彼此映照的“魔镜”中,才可能试图捕捉某种关于今天的真实的信息。

在上述前提下,戴锦华老师分析了三组文本。第一组是分为三个序列的古装大片。在以《秦颂》、《荆轲刺秦王》和《英雄》为代表的刺秦序列中,表现了重要的转移:被革命文化养育的第五代导演从造反者到对权力秩序认同的转移;从崇尚欧洲艺术电影及其所携带的原创力和批判性及新左派政治立场到向主流、商业、权力认同的转移;中国历史场景由女性所标识的中国向男性、帝王的转移。从《十面埋伏》到《夜宴》的第二序列则展现了人们对权力的极致追逐;但当权者只是权力的齿轮,并不受到膜拜。第三是《刺客聂隐娘》,与《英雄》尊重秩序的主题不同,聂隐娘放弃刺杀包含的是对未来愿景和乌托邦构想的完全丧失。

在第二组文本中,戴老师阐释了《西游记》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性:造反和秩序。因而孙悟空形象的反复改写亦成为幽灵性的存在,在这组改写中动画《大圣归来》让悟空获得了新的可能。第三组文本是耽美小说。戴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中国耽美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断袖文化的接续。耽美小说仍是对于现实权力的高度复制,却又以爱为名成为权力逻辑的裂隙,这一悖论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耽美小说对弱势一方的深刻认同类似于对旧社会图景的描述,里面游荡着的正是后革命的幽灵,因其中包含着对历史命运的清醒和自觉。

戴锦华老师最后总结道,通过几组文本的对照,可以触摸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和社会,在无法撼动的权力逻辑和文化之中,我们有内在臣服和无力感,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历史命运的清醒和自觉。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文化幽灵不期然的重返,以及爱情作为不可撼动的等级中的裂隙,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陌生的世界、想象和书写中恰恰能看到某种新的可能,尽管它幽灵似的回荡,但幸好幽灵是用来被放逐的。但是,没有幽灵是可以永远被放逐的,幽灵的特征是它终将归来。

演讲结束后,在罗岗老师的主持下,戴锦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