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下午，哲学系潘德荣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进行了题为“德行诠释学”的终身教授讲座。
潘德荣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引进、研究诠释学的发展状况，进而追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发展脉络，指出现代诠释学两大派别即方法论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各自的优长和弊端。前者关注解读文本的方法、规则，忽视了理解的本体层面；后者实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却忽略了理解的正确标准、价值尺度和导向。
此次报告以中西诠释思想的比较研究为进路，借鉴西方诠释学对于概念的精细辨析来完善我们对中国诠释传统的理论分析，同时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之深入了解，借助于中国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求其解困之道。这一过程，不仅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由此而建立起一种以“立德”为宗旨的新型诠释学——德行诠释学。
潘德荣教授重点剖析了孔子的诠释理念，对孔子“求亓德”的诠释定位进行了阐释和发挥，并与亚里士多德和伽达默尔的“实践智慧”概念进行比较，强调诠释学的实践维度和教化功能。
报告重点论证了建立新型的德行诠释学的必要性、立足点、可行性和发展前景。西方诠释学发展至今，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众所周知，西方的方法论诠释学，到了E•贝蒂就几乎止步不前；而作为本体论的诠释学，自伽达默尔以后也已转向了更为彻底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诸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它们的相对主义特征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宗旨相去甚远，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诠释学本身在他们那里并未发展成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而是已被彻底解构了。
在此种情况下，诠释学何去何从？潘德荣教授认为，孔子以“德行”为核心的诠释学理念是一个值得期许的诠释学向度。若以德行为核心，显然对诠释的方法论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的”诠释，它要求我们的诠释活动有意识地向“善”、向着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的“德行”而展开。质言之，若某段话语在学理上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我们须择“善”而取之，也就是说，应将是否能向读者提供“正能量”作为取舍的标准之一。惟有通过这种诠释方式，被我们视为经典的作品才能在今天被赋予了积极的、肯定的教化意义。建立德行诠释学的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工作：（1）关于诠释学方法论问题。需厘清西方诠释规则与方法论、特别是贝蒂的诠释学方法论体系；认真梳理中国解经史的诠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能够融合中西、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的诠释方法论，用以获得对文本的最大限度的正确理解。而所有基于个人体悟的意义发挥，须建立在对文本尽可能正确的理解之基础上；（2）关于诠释学的本体论。我以为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理解视为意义的创造活动，不惟主体通过理解而得以自我实现，而且我们整体的精神世界也是通过理解建立起来的。伽达默尔学说与阳明心学的互补性在于，前者从实践哲学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定性，后者立足于经典的解读、体悟以及依据经典的践履，将经典之旨化为自己的内在生命，此中便蕴含着引导着理解的价值导向。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这种价值导向性，乃是我们建构德行诠释学深厚的思想资源；（3）德行诠释学乃是继方法论与本体论诠释学之后的新型诠释学。要而言之，它是一种以“实践智慧”为基础、以“德行”为核心、以人文教化为目的的诠释学。它并不排斥诠释学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探究，而是将其纳入自身之中，并以德行为价值导向来重新铸造它们。在理论层面上，方法论的制订与本体论的构建，均应循着德行所指示的方向展开；在实践层面上，我们的内在修行与见之于外的行为，亦须以德行为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