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谈“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的华夷之辨——兼论宋朝的中国意识”

发布时间:2017-02-15浏览次数:44

  

1130日下午,思勉人文讲座第324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历史系李磊主持,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做了题为“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的华夷之辨——兼论宋朝的中国意识”的报告。江湄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著作有《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下卷)、《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并翻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这一著作。

江教授的报告首先从宋代的双朝贡体系讲起,指出宋人“华夷之辨”的峻急。不同于前代“用夏变夷”、用正统文化影响夷狄的思想,宋人的“华夷之辨”已打破了以往同心圆式的天下想象,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渊源。江教授主要利用行程录、私人行记、纪行诗歌等传世文献,由于这些记载的都是宋人出使辽金的亲身见闻,因此更能反映时局对“天下体系”的冲击以及时人对这种冲击的适应。

江教授通过比较使臣对幽燕之地、奚地、契丹旧京的行记记载,认为契丹人的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以胡俗为本位,以华风缘饰之。对此宋人的反应是不安而充满危机感,认为辽人是文化的篡改者和混淆者。而到了宋金对峙的时候,南宋人的行记一方面突出女真人兴起之骤然和奢侈腐化之迅速,另一方面特别强调金人对原本属于中原故土的殖民性质,遗恨中原的汉人不幸地沾染胡风。这种有选择性的书写和记录体现了宋人有意识的在塑造“中国”意识。江教授认为宋辽金时期的“华夷之辨”不仅是一场民族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危机。不同于葛兆光先生的看法,江教授提出是北朝的“中国”意识,北朝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并存的形态为后世所继承,一直延续至现代中国。

报告结束后,江教授还耐心解答了在场同学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由讲座主持人李磊副教授做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