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下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做客思勉人文讲座，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史与近代中国政治”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历史系副教授瞿骏老师主持。
潘老师研究晚清政治史、文化史有年，专著与论文皆不乏引领风气之作，新著《晚清士人与西学阅读史》堪称近代中国阅读史领域一部重量级作品，学界反响甚大，不久将推出简体字版。
讲座伊始，潘老师以自身读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的印象开场，言及当初读《白话本国史》时对其中的一个表述“岳飞是个军阀”记忆犹新，提示大家前辈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读起来，仍具有相当的思想启发性。
随后，潘老师切入正题，谈到“新文化史”这一研究取向，在两岸学界被提倡有年，许多术语“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表征”亦常见于各类著述之中，逐渐为大家所熟视无睹，然而其中的具体含义则不免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潘老师指出：“新文化史”还是历史，大致以四个部分分别阐述。
首先，潘老师以书籍史、阅读史为例，中国近世史与欧洲不同的一点在于，档案常常是残缺不全或者难于获得，故类似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等依托机构档案的研究，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近代中国的新出文献层出不穷，大量晚清民国人物的日记即具体展现他们宽广的“读书世界”，只要认真整理，便有所得。而一般报刊在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里占有的分量，也有待于史学工作者的细细琢磨，若注意到其中的书籍广告，虽然未必可以书写出近代中国的“阅读史”的全貌，但亦足窥其一斑。
随后，潘老师以梁启超研究为中心，谈到如何放宽“历史的视野”，指出新近研究中梁启超的观念形成史，已经成为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瑞士裔德国籍学者伯伦知理（Jonhann K. Bluntschli）的著作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接受史”及其如何影响到梁启超的观念，便可衍生出无数有意思的课题，从比较宽广的思想脉络来考察，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样态，当有更深入的认知。
接着，潘老师转到自己有过专著的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传衍这个课题。指出“华盛顿神话”对近代中国追求理想政治体制，开展“民主想象”，影响深远。当华盛顿以美国“国父”的身份为华人知晓，“国父”这个词汇与概念，逐渐开始为大众所熟悉，进而将这样的荣衔，冠诸孙中山之身，并且经历长久的传承，被转化为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
嗣后，潘老师又谈到历史记忆的话题，指出历史书写所体现的集体记忆与政治文化之形塑，也开始被学界重视。这里所谓的集体记忆，并不是单数的、唯一的记忆，而是平行龚立且相互竞争的，复数的记忆，而其意义则在于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正当性的根源。这一领域欧美学界的了不少专著，如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等，皆有中译本面世，免去学子们苦读外文的术语的麻烦。
在总结阶段，潘老师将话题转向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材料问题。鼓励大家“讲宋学”：实行拿来主义的手法，多关注西方人文社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对这些理论成果见其所长，取为己用。同时，也要“行汉学”：多在材料上下苦功夫，并且特别提到近年来的许多数据库的开发，使得学者在搜寻以往不易见到的零碎材料和藏在各处的“孤本秘籍”便捷了不少，在此基础上更应该认真阅读材料，并从中提出新问题。特别提到数据库的电子资源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作坊”式的作业，以自己初入中研院便参与整理被杂乱编排的傅斯年档案的经验为例，指出这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对于此后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大有裨益。
瞿骏老师做了总结，指出潘老师的讲座难得之处，不仅在于提供了许多学界咨询，推荐了许多研究著作，更在于为初入门硕、博士研究生指点门径，是把金针度与人的工作，希望同学们回去之后能够好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