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下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中文系吕正惠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作了题为“中华文明不做罗马帝国的翻版”的讲座。
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代王朝的兴替本是政治生态的正常变动，然而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却具有文明史的意义。就中国而言，自隋唐结束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后，历史基本上进入了以统一为常态的稳定阶段，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中国第二次大一统”。综观人类文明史，在同一块地方，基本上由同一人群，在经过多次分裂后仍能归于统一的文明体，也就只有中国。那么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华夏文明如此特殊？从今天的眼光着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吕正惠教授为师生们分享了他对这段历史以及有关大一统话题的独到见解。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将隋唐看作是一个强盛的“帝国”，京都学派的杉山正明则不认为元朝是中国的王朝，面对这些史学界的争议观点，吕正惠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也有失偏颇。在吕正惠看来，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帝国，中华文明也一直处于延续状态。帝国的特征是外向性的扩张，强调的是武力的征服，而非内向的聚合。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观点，他以罗马帝国的兴衰为例，以此来说明中国并非帝国的观点。
吕正惠教授认为，古罗马在整个环地中海文明体中是最落后的，与古希腊相比，它并没有形成相对成熟完善的城邦体制，罗马之所以能成为帝国，将地中海变为自己的“内海”，靠的是武力征服，它对意大利以外的国土，控制力度并不是很强。附属国虽然暂时臣服于罗马的铁骑之下，但由于未能形成足够的文明向心力，使得整个罗马帝国的边界处于随时变动的状态，对于帝国而言，其本身的统治根基并不牢固，一旦出现政权上的合法性危机，就有分裂的可能。况且由于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区域文明各异，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在文化上很难形成大一统的形态，所以最后出现的情况是版图一统，文化各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虽然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仍然存在，且延续至1453年，不过总体而言，欧洲的大一统局面则一去不复返了。由此带来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长期衰落，希腊文、拉丁文的著作逐渐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会对于欧洲文化的垄断。有意思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重新拾起了对古典文献的整理，然而这些文献大多是经过拜占庭、伊斯兰学者的保存、解释才重见天日的，所以现在欧洲人说自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而对中国来说，则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文化血脉。虽然在两汉之后，中国历经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分裂时段，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走向，至隋唐后更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何会出现“第二次大一统”，说到底还是文化的作用。中华文明有一种魅力，它能产生一种文化向心力，使得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吸引，在不断聚合后，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看待一个文明是否有生命力，有延续性，在于是否能对外来文化产生聚合作用，而这一点，古代中国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并没有选择帝国式的对外扩张，而是凭借文化的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所以说海外汉学家常提中国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误读。
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充满魅力，其本身必有重要推力。在吕正惠教授看来，汉字在其中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很难想象，若不是汉字的出现，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该如何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他以梁启超为例，这位20世纪前后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其乡音很重，光听讲演，或许很难理解他所要表达的观点。不过没关系，梁任公下笔有千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能够通过阅读他的报刊来获取信息，如果汉字拉丁化，则会人为制造障碍。五四时期的钱玄同、鲁迅、陈独秀曾有过废除汉字的主张，不过经过实践发现，汉字这个传统还是很难改变，毕竟千百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使用汉字，在文化认知上接受不了废除汉字这种激进思想。好在汉字目前还存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都能识别认同，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的纽带，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部分。而像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斯拉夫国家，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黑，它们虽然语言相近，但文字各异，这就很难形成稳定的统一文明体，尤其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之后，民族性超越了地域性，要想再凝聚起来绝非易事。
除了汉字，对于中华文明的形塑而言，农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一词所包含的区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它最初指的是中原地带，其地理范围并不大，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这一概念逐渐从地域概念变成了一个融地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文明开始出现。农业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国人安土重迁，勤于劳作，以农耕社会为根本，为大一统的形成奠定基础。农耕民族产生的文明是很有弹性的，它所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所以古代有“天下”，即便遇到外族入侵也不怕，因为会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来吸纳、同化外来文化，中国人讲兼收并蓄，这一点很难得。
历史学者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说过，“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吕正惠教授很赞同钱穆先生的观点，他觉得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的历史文化都缺少尊重，这是很说不过去的。然而在现实中，他却看到不少人对本国史知之甚少，或带有偏见，或置之不理，这让他很是忧心。中国在开放，在强大，何必对自身的文化看低一等呢？以前中国人看世界历史，常陷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以为所谓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按照西方的道路走。后来西方学者对此也有过反思，他们提“全球史观”，将原先的国别史研究范式转向了全球史，不过这种全球史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人类文明的完整性，在历史叙述的时候是否会重新陷入“西方中心观”，对此吕教授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文化、文明本身具有主体性，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在认识其历史发展时客观看待，切不可抱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则将流于表面，贻害无穷。历史的图景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漫画式的历史解读只会带来偏见，造成冲突与隔阂。从历史的进程看，大一统的格局其实是老百姓的选择，人心向着和平，这是趋势，今天我们再谈大一统，为的就是这份和平、安宁，这也是作为中华儿女的职责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