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为我们带来一场题为“数字物质性:技术、经济与生态”的精彩讲座。默多克是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教授,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他的一些主要的著作被翻译成20种文字,广为传播。
讲座围绕技术、经济和环境三大部分,深刻探讨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数字物质在这中间所起到的作用。首先,默多克教授从环境问题展开,当今世界,全球变暖、异常天气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默多克教授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由于对过度消费的鼓励,这种消费行为不利于能源和资源的持续利用,同时,机器和手机成为重要生活用品,进一步刺激了过度消费的发生;另一方面,1776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亚当·斯密在这一年出版了《国富论》,同时,瓦特在同年发明了蒸汽机。随着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人类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蒸汽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生活更加依赖于风能、水能和太阳能,瓦特之后,能源的生态被彻底改变,人们开始依赖石油进行工业化生产,从而带来一系列环境危机。自此,创造发明在改变人类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方式,随之而来的还有交通系统的改变,物资不在需要马车运送,而是通过蒸汽火车实现物流,加速了资本化的进程。另外,默多克教授还指出,电报作为最早的数字系统实际上也加剧了污染的产生,但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为电子的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样显而易见,但实际上我们运用电报的时候要使用电能,而这些恰恰也是带来污染的重要方面。
对环境问题做了深入分析之后,默多克教授从社会层面对数字物质性进行了讲解。从铺满城市公共空间的广告谈起,到广告在电视等媒体上的扩张,默多克教授认为一个消费的社会随着公共空间的广告化而冉冉升起,商人们看似在市场中创造了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当你走进一座城市,扑面而来的酒店信息反而是对我们自主选择的掠夺。不仅如此,广告为了诱惑人们买更多的东西,就不得不将商品与某种社会身份联系起来,因此,广告制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商品就这样通过广告进入我们被制造的生活方式之中。
紧接着,默多克教授又进一步从价值观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手机、数字网络媒体等数字媒介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现代人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自私。根据谷歌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前,to give(给予)一词使用频率较高,而to get(得到)则频率较低;70年代后,二者的使用频率恰恰相反,to get使用频率较高,to give则使用频率较低,人们价值观的扭转与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密不可分,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移动的特性使人们可以24小时携带,也使人们变得更加自我,更执着于自拍,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另外,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Facebook等媒介是离不开广告的,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拥有数以万计我们的真实信息,详细掌握了我们的喜好,我们在Facebook上发布的任何东西Facebook都有权使用,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广告监视系统。因此,商品塑造了你的身份,人们的从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心理转向个人主义的竞争心理,这些数字媒介背后张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默多克教授还谈到,手机的生产需要钶钽铁矿作为材料,钶钽铁矿主要出产于刚果,我们对于手机的需求给刚果带来了不小的社会变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不会去想它是否是以刚果小孩、女人或是廉价劳动力的血泪为代价的,但这一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这也是环境危机的一部分。另外,默多克教授还提及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和变革。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市场化的世界,环境问题与技术(电子产品和数字媒介)、经济(商品化和市场化)息息相关。经济、技术对于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那些贫穷地区的人们也在同时分享着我们带来的后果,这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本身,同时也是一个伦理性问题,因而Murdock教授又对我们下一代的不平等的未来做了进一步思考。
最后,默多克教授呼吁传播学者应该加入技术、经济和环境的讨论之中,作为传播学人,我们应该担任起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责任,共同应对资源危机和污染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