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汪琪教授受邀来到我校传播学院，做了题为“本土学术发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去？”的讲座。讲座主要围绕当代华人传播学界过度依赖西方理论的研究困境展开，汪琪教授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观点新颖，带领现场师生进行层层分析，提出华人传播学者应“跨越典范”，对本土文化“固本”，与西方学界“对话”的解困之法。
在讲座开始之前，汪琪教授提示道，自己所拟的标题“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去？”，并不代表自己将会给出标准解答，而是希望借助提出问题，引发学人思考。
汪琪教授认为，要寻找本土学术发展的方向，必须先理解什么是“本土”。“本土”这一概念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用“原生”、“非外来”等词语来做界定，而要从“本土/边陲”与“全球/中心”的对应关系中寻找答案。
汪琪教授谈到，近年来，本土学界看似好消息频传，如研究论文发表的比例得到了大幅提升，华人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能见度提高，跨国的连结与合作也更加密切。但事实上，理论知识产制的失衡依旧存在。数十年来，华人学者对传播学的新研究方向、学派、观察角度或研究方法几乎毫无贡献。虽被夸耀“跨国连结密切”，中西双方却仍然如两尾隔着“玻璃”相望的鱼，彼此可望却不可及，始终各说各话，没有真正做到“对话”。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批评的，华人学界在理论知识上始终追随西方，但却忽略了本土的需求，与本土文化和社会脱钩。
由此，汪琪老师指出，“许多人认为本土化就是简单地在研究中加入中国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这并不正确。”实际上，“本土化”于西方而言是一个让非西方的人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手段，于东方亦然。
汪琪教授说：“如果只谈本土不谈全球，那么无异于闭门造车，而只谈全球却不谈本土，则会陷入模仿和复制的困局。”唯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学术主张”，与世界对话，才是华人学界由本土走向全球的关键。
但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要怎样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汪琪教授提醒，华人研究者在自身发展尚未成熟时，可以依赖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但仍应有“出师之日”。同样需要认清的是，西方传播理论重存在二元对立思考方式的陷阱，过度泥陷其中反而会错失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
汪琪教授解释，这种“治学”，并非是科举制度兴盛后的“治学”，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主体明确的“治学”。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活力媲美西方古希腊时期，一味抱怨中国文化的僵化，不如重建主体，在此基础上与世界进行对话，深入对自己和对他者的了解，使中国文化重新活化，并将其运用到传播学的研究之中，这才是她所理解的本土学术发展的出路。
最后，汪琪老师与同学进行互动。她所谈到的本土化研究思想对同学颇有启发，为学生日后进行研究和进行理论学习都指出了新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