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上午，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小说史论”在闵行校区人文楼人文学术沙龙举行主题为“新传播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与近代小说”的开题沙龙，中文系部分博士参加了本次沙龙，沙龙由项目负责人我校中文系陈大康教授主持。
陈大康教授在沙龙中主要报告了包括三个层次：
一、小说发展对印刷出版业的依赖
陈教授首先指出，小说文体不同于其它文体，它必须刊刻成书方能广泛流传。诗词赋曲之类，靠口诵笔录便可广泛传播，历史上“洛阳纸贵”、“旗亭画壁”、“凡有井水处，必能歌柳词”便已充分说明此点。但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以其篇幅原因，不可能通过口诵笔录广为传播。如《三国演义》在明初问世，而至嘉靖元年（1522）刊刻成书，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几乎无人提及此作，也未见其对小说创作有任何影响，这与其刊刻后热闹的情景形成了巨大反差。“创作──传播──创作”，是小说发展的公式，传播环节一旦断裂，定将严重影响后来创作的规模、风格与水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质载体问题的解决，是小说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明嘉靖以降，雕版印刷是小说出版的主要方式，创作、出版、读者等影响小说发展的各要素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而该动态平衡，在清同治末年被打破了。
二、近代新出现的传播方式与小说的渐行磨合
陈教授接着指出，近代新出现的传播方式与小说经历了一段逐渐磨合的过程，最后才走上了高速运行的轨道。近代第一次运用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刊印小说的是《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报》开始连载翻译小说，其本想以此来提高报纸的销量，但中国读者千百年来积淀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对此并不买账，仅三个星期便以失败告终。后申报馆又创办文艺性月刊连载翻译小说，效果仍不理想。直到两年后投资者美查又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出版中国传统小说《儒林外史》，终获巨大成功。接着其又出版小说数十种，并且很多一印再印，销量均甚好。至此，出版界形成了“售多利速，唯有小说”的局面，新传播方式与小说的结合终于走上了高速运行的轨道。
此后，出于追逐利益的目的，大量出版商纷纷采用新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至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几乎当时所有的小说都已出版殆尽，于是出版商又纷纷以高价征集遗书。但最终“供不应求”的情况，就刺激着新小说的产生。历史事实正是如此，由于加之当时政治事件的影响，随后不久大量的关注当下的小说以及翻译小说就应运而生。由此，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可说，出版商在依靠新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出版小说获得了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促使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繁荣发展。
三、商业大都会上海成为近代小说发展的中心
最后，陈教授指出，就通俗小说而言，明万历中期以前，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在福建建阳。从万历后期开始，这个中心转移到了江浙的苏州、南京与杭州。而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上海则已显示出成为小说创作与传播中心的迹象；光绪二十九年以降，其中心地位已不可动摇。因为近代，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经济发展迅速，外地人口大量涌入，投资者、作者、读者共同聚集于此，从而成就了其小说发展中心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