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小浜正子谈“从比较视角看中国父权制和家族的历史变迁”

发布时间:2016-03-31浏览次数:73

 

310日下午,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小浜正子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为学子们带来2016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12-“从比较视角看中国父权制和家族的历史变迁”。讲座由历史系姜进教授主持,思勉高研院张济顺、历史系瞿俊、阮清华等老师出席。小浜正子教授从性别看中国史,提出社会性别是从身体到国家社会整体的秩序结构,深度论述了社会性别结构是怎样决定和体现整个社会的秩序,勾画中国社会的轮廓。

首先,小浜正子教授从前近代世袭王朝的家产制、社会学视角中的父权制家族、社会性别学视角中的男权制社会等角度介绍了中国传统家族的结构。小浜正子教授还结合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给大家深度分析了传统中国家族长期不变的、独特原则的结构及其强烈父系血缘主义的原则。她也提到佐佐木爱教授所提出的质疑,滋贺秀三教授提及的,父子间生命的延续为父子同气的说法,宋学之后才能适用。宋学之前,同气不只局限于父与子之间,还存在母与子、兄弟姐妹之间。另外,小浜正子教授还结合下仓涉的《中国古代家族在父系化》,提出先秦时代以来中国家族以父系为基础格,但汉代以前的亲族观念,把母系血缘也视为同族,严格的父系制亲族观念是慢慢被强化的。

接着,小浜正子教授对中国身份和社会性别“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历时性的角度,小浜正子教授认为,宋朝后科举官僚掌握权力,科举不关乎门第、贫富、民族,男性都可以考。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比身份更重要。在明清时期,女性成为家庭社会地位的标示,有财力让女性留在家中的家族受到尊重,女性只能到外面干活的家庭被社会看不起。同时,她还与西方的家族进行比较,提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因为性别因素,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自19世纪开始,西方社会推广女性在家族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女性作为“主妇”、“家庭的天使”受到推崇,进而得出西方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分工是近代产物的结论。经过两次女权运动,一战后,西欧国家逐步实现女性参政权;二战后,进一步要求废除性别角色分工,追求性解放,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小浜正子教授随后对亚洲近代性别发展史进行梳理。关于日本,她提到江户时期是士农工商等身份制社会,由男性家长代表家进行社会分工,女性和丈夫一起努力经营家业并维持“家”。此时,“夫妇有别”变为“夫妇相和”,没有严格的男女隔离,再婚也不受社会压力。而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出于建设近代国家的目的,社会上出现“良妻贤母”作为女性理想的现象。在1945年二战战败后,日本女性有了参政权,法律上男女性差别基本上消失。近代家族中,工薪阶层家庭的专业主妇普及,主妇作为非全日工作者,作为廉价劳动力承担家庭责任,而且这种性别角色分工,正当化了女性低工资的现象。在中国,19世纪末后,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目标,社会性别秩序开始发生变化,改革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出现解放缠足,女性教育等现象。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作为重要课题。政治改革和妇女解放结成同盟,但是有时出现要求女性从属于政治课题的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及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模式,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其地位提高。但在现代中国,没广泛成立以性别角色分工为基础的近代家族,女性承担工作家庭双重责任。具有专业主妇的近代家族没得到承认,也没有广为存在。

最后,姜进老师介绍了本校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将开展有关中国父权制的研究,指出家庭制度与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希望大家以此作为问题意识,参与这项研究。张济顺老师还就《 红楼梦》中贾母的形象如何解读等问题与小浜正子教授展开对话。

小浜正子教授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在御茶之水女子大学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曾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日本学术会议第21期-第23期联携会员。现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日本中国女性史学会召集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中国性别史。著述甚多,主要著作包括《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和国家》、《战时上海》(共著)。文章有《从“非法堕胎”到“计划生育”――建国前后性和生殖之言论空间的变迁》,收入姜进·李德应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08年);《计划生育的开端──19650-1960年代的上海》,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等。(历史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