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论”（12CWW008）第4次中期学术沙龙在中文系特藏室举行，由课题负责人范劲主讲，美国汉学家刘皓明和中文系青年教师共20人参加了讨论。
本次沙龙以“知识社会学理论在海外汉学史研究中的应用”为主题。项目负责人范劲介绍了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新思考，指出他所面临的悖论性处境，即：从西方知识系统内部来观察，才能真正把握德国学术的体制性运作，然而研究者本人同样是一个外部观察者，如何能获得系统的内部视角？正是这个基本悖论带来一系列具体的操作问题，如：如何在零散而丰富的材料中选择代表性个案，哪些接受案例最能够凸显“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生成过程？另外，如何进行有效的理论文本细读？如何在具体的理论中，发现涉及系统运作的超理论因素，在个体性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其中的经典化策略和其后的认识论结构以及个人话语和大的知识系统的互动关系，将看似偶然的批评观点背后的系统需要呈现出来？解决这个悖论的初步设想如下：1）避免卷入第二级的、即由“对/错”或“真/假”编码的科学性的知识交流，而是从第三级观察者的角度，观察德国观察者的观察行为本身。重要的不是发现某部德国汉学著作的真理价值，而是找到论证由之出发的区分标准；2）以建构主义的眼光处理德国汉学和中国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学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系统内被发明的。根据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初级符号系统的建立对于后来的文化转移至关重要。德国读者视野中辉煌的“中国文学”大厦，正是在一些基本符码如李白、杜甫、《诗经》、《楚辞》、李渔、苏轼、《红楼梦》等的基础上逐步搭建起来，观察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即观察这一建构过程。3）借助《袖珍汉学》、《东亚文学研究》等汉学刊物上的书评专栏，以获得一个观察知识交流的内部视角，了解中国文学作品和德国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在德国评价体系内的位置。4）通过细读理论文本，发现个别和系统的潜在互动。实际上，单部著作和整个知识系统的联系，除了作者明确的方法论反思外，更可以由著作中的套话、题外话、声明与感慨、修饰等（它们经常分布于前言或章节之间的过渡部分）看起来和论证无关的文本段落读出。这些看似多余、为交流本身而存在的内容恰恰保证了论证的连贯性和合法性，将局部论证融入整个知识系统。
与会学者对项目负责人的这些思考发表了看法。刘皓明教授认为，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切入，是海外汉学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契机，并且对当前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思考有重要启迪，但也存在不少理论上的难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