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由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承担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研究”第一次学术沙龙在闵行校区法商北楼一楼报告厅举行。沙龙由王向民副教授主持，叶淑兰副教授、章瑛副教授、刘笑言博士等老师以及部分在读学生等七十多人参与了此次沙龙活动。
项目负责人吴冠军老师选取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桌游“三国杀”作为话题的引子。吴老师首先指出今天“高雅”的政治哲学理论，其实与“低俗”的大众文化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考察。从桌游“三国杀”中，可以分析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困境，与晚近以巴迪欧、齐泽克为代表的欧陆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尝试突破的努力方向及其内在局限。和所有牌类游戏一样，“三国杀”有一套具体详细的规则，用以判断玩家们每个出牌行动的有效性，每个玩家惟有在这套规则系统下出牌才是有效的。就像一个社会中，法律确定了游戏规则，社会里所有人惟有在这套规则系统下行动，才是合法的。社会地位较高者，就是手里都拥有着大量好牌的玩家。而社会底层者，较之前者而言，则自是一手烂牌。在既定规则下，差牌打赢好牌，跟好牌打赢差牌，其轻松与困难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当牌差到某种程度时，其实任谁来玩都打不了翻身仗。看似“平等”的游戏规则，却恰恰是在严格地保证着实质性的不平等。
这就是现代政治哲学（至少罗尔斯以降）所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相对于主流自由主义者们所坚持的程序正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论”方案实质上就是：在坚持规则之形式平等（平等的基本自由以及平等的机会）的绝对“优先性”前提下，让系统一定程度上去逼迫拿到好牌的玩家在游戏中多少“让”着一些对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从而使游戏结果有那么一点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味道——输的玩家不能输得太惨太惨，赢的人也不要赢得太过于厉害，否则会对罗尔斯最为担心的“稳定性”（stability）造成极大损害。
然而对现实世界——即便在那些“系统逼迫”确实严格存在的高福利国家——真正有所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恰恰是“强强联合/赢者通吃”，远比“作为公平的正义”来得普遍；更进一步说，后者自身微弱存在的可能性，也正是建立在前者的有力存在之上。那些横霸一方乃至通吃政商两界的大师们就是社会之最不利成员这个群体的制造者，“作为公平的正义”只是大赢家们给输家们（主动或被动）扔过去的一点小甜头。这，才是罗尔斯主义“互惠性”（reciprocity）的真正面目。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反垄断法”也从来没有真正阻止住垄断巨头的不断崛起。福利政策、慈善事业等等，都正是这些添加在牌局游戏中的小幅度“让让”你的玩法，以保证游戏不会因太过于“不平衡”而丧失“游戏性”（转成罗尔斯的术语就是，以防止社会因过度缺少“互惠性”而影响“稳定性”）。
分析完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根本困境之后，吴老师接着指出当代激进左翼政治哲学以“事件”、“行动”为关键词的政治本体论，通过重新打开革命的可能性，来试图突破当下全球化了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矩阵。但正如巴迪欧自己所指出的，任何建立在革命之上的政治哲学，面临三种失败：（1）直接被既有秩序之力量击败；（2）以胜利面貌出现的失败（取得了国家政权，结果还是回过去唱历史的老掉，最终变成自己曾激进反对的对象）；（3）自我毁灭的恐怖（取得了政权，但无力建立一个真正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而只能以恐怖手段来绝望地维持革命的纯粹性）。无疑，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三种失败都见证了。那么，政治哲学何去何从？
吴老师重新回到“三国杀”，他指出：“三国杀”与众不同的魅力，就在于它内含一块独特设计——武将牌。这种牌的有效性，并非是在那个既有的牌局系统里面被判定（如某牌比另一牌更“大”），而是越出该系统本身并且使之发生变化：每张牌都在改变系统规则本身，或者说，每张牌都带入游戏一套自身的规则。而由于武将的数字在结构上可以无限多，游戏规则之局部性乃至系统性革新，在结构上也是彻底无限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杀”中每个玩家都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拥有着独特的武将牌：他们都既服从规则、又突破规则；或者说，突破规则本身也成为了规则的一部分。因此，“三国杀”的世界，是一个革命成为常态的世界：这个世界完美地保留住了“革命”的最根本理想（在争取更实质性的平等之目标下，不断变革那自我恒固化、封闭化的既有社会秩序），同时却恰恰没有“不断革命”所造成的激进动荡。每个人都既服从规则又突破规则，当改变规则本身成为规则时。这是从马克思一直到今天的左翼（不管是自由主义左翼罗尔斯还是激进左翼巴迪欧），全都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世界：罗尔斯只擅长小恩小惠之哄骗而巴迪欧惟沉迷大手大脚之暴力。而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正是如何设想一个真正区别于既有旧世界（包括那个被视为已知社会里“最不坏”的自由主义社会）的全新世界，在其中实质性的平等得到制度性的落实；这个世界具备不断自我革新的激进能力，但这种系统性整体革新并不以社会阶段性的彻底崩溃作为代价。
随后王向民老师对主讲人的报告，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罗尔斯主义政治哲学建立在个体主义之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种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新政治哲学？（2）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情理”概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建构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哲学？（3）现实世界总是和理论存在差距，我们如何来理解理论分析与现实观照之间的缺口？之后听众亦向主讲人提出如下问题：政治哲学是否要设立自我目标，如追求终极幸福？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否重要？主讲人吴冠军对这些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