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教育部青年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第二次沙龙于上海邯郸路光华楼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黄相宜博士等学者与会，对《新时期文学之发生》已经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未来研究进程展开论证。
课题负责人黄平向各位师友介绍了目前取得的成果以及一些研究构想。黄平借助雷蒙•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主导/新兴/残余”文化框架的讨论，论证这三重维度上把握新时期文学的结构性力量的博弈。换言之，不是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一套成熟的文学方案的展开，而是忠实于历史转型期的文化逻辑，讨论多重文化力量的冲突。黄平认为，主导性的文化是“现代化想象”，新兴的文化是“现代性想象”，残余的文化是“左翼想象”。
程光炜就黄平的发言指出，讨论当代文学，有三个绕不过去的关键点，1979、1985与1993。黄平选择沉潜下来，扎扎实实地从80年代文学起源性开始研究，展现了成熟的学术气象，十分值得肯定。这种多重维度的分析框架，超越了“改革/保守”的二元对立，角度新颖，视野开阔。不过，就历史的实际情况而言，当时的文化主张与派系的实际利益紧密相连，不能仅仅依靠纸面上的材料，也要重视纸面背后的东西。
杨庆祥表示黄平作为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已经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才华，但怎么在史料研究中发挥文学批评的长处，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讨论新时期文学的三重维度，文学作品的比重有多大？如果囿于文学作品来谈，有可能陷于过度阐释；如果完全绕开文学作品来谈，有可能流于不成熟的历史学研究。这个分寸感是需要仔细思考的。
金理认为这涉及到文学研究的一个老问题，“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9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倾向于“论从史出”，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对于80年代的粗疏学风，无疑是很好的纠正。不过，没有客观的材料，对于材料的取舍，本身就受到问题框架的潜在制约。如果过于担心预设观点，文学研究将流于琐碎的材料堆砌。这是文学史研究要格外注意的。
黄相宜谈到了材料问题，新时期文学是一个不断删削、重构的过程，有公开的材料，有地下的材料，有可以获得的材料，有尚未解密的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取第一手资料尤其重要。同时，很多作品有多个版本，要注意比较版本的细微差异。
课题负责人黄平感谢与会嘉宾的宝贵意见，并表示自己进一步的研究要吸取各位师友的建议，把握好文学与历史的平衡、审美与思想的平衡、文本与语境的平衡，尽可能更为丰富细致地还原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现场，呈现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