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下午，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给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困境——冰冷的现代性与遁入特殊性”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各高校及本校各院系的百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施耐德教授首先指出，保守主义本身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反应，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施耐德教授通过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归纳出现代性的三个特征：即世界的对象化、人的自我授权及“戏剧化”。其一，“人”从中古基督教宇宙观的包裹之下破茧而出，神圣的宇宙被转化成客体化、对象化的世界；其二，“人”完成了由上帝授权到自我授权的转变，开始以人为中心来定义意义世界；其三、现代性的到来使得人变得“戏剧化”，人们再也无法回到前现代世界中拥有神圣性秩序的“自然状态”。施耐德教授提到，牛顿物理学所带来的一种量化的、线性的同质时间以及进步史观的影响，使得世界“历史化”、“相对化”，传统的神圣宇宙观被瓦解。而保守主义对于宇宙与人性的理解，则试图重构一套具有超越性价值秩序来规制人的位置与界限，以抵御祛魅化的现代想象。
接下来，施耐德教授从西方思想史脉络中提炼出两种主要形态的保守主义，即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保守主义。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认为，神圣的宇宙之下存在着普世的永恒性价值，这套神圣性价值秩序不受时代与地域的影响；在历史主义的保守主义看来，人类的价值秩序会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人们应该遵循各自的传统而不应陷入同质化的现代性漩涡。施耐德教授还指出了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浪漫主义十分注重“个人”，并且，它既是反现代性的，同时又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在两种保守主义的脉络之下，施耐德教授进入了对于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张君劢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文化民族主义；陈寅恪的“三纲六纪”说更多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哀挽，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柳诒征的保守主义呈现出古典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章太炎对于进步史观的批判是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些颇有洞察力的创见引起了现场师生的强烈兴趣与深刻思考。
接下来，许纪霖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许教授从现代性背后的宇宙观与历史观这一宏大背景入手，指出原来具有“上帝”或“天命”的有意义的世界被牛顿以来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所替代，由此而带来的是韦伯意义上的对于世界的“祛魅”。机械的、被对象化的世界无法为人类社会提供“意义”，于是人类转向自身来实现自我立法。他还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主义的面向，这股浪漫主义思潮从寻求“个性”扩展至寻求“民族性”，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大影响。
讲座最后，现场师生就保守主义的时间与空间向度、宇宙观在晚清与五四演变、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多元性以及现代新儒家是不是保守主义等问题，与施耐德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