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周边国家研究院研究员、美国长岛大学历史系夏亚峰教授与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梁志教授论文“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在国际外交史学界权威杂志Diplomatic History（A&HCI）2017年第2期发表。在两位作者看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20世纪的中美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两国特别是中国自身的成长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诸多中国史学研究者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努力挖掘中美两国陆续出现的新史料，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一，主体材料来自原始文献，立论有据；其二，研究时限不断下延，范围渐趋扩大，老问题再次成为新问题；其三，试图摆脱单边、双边框架，多国多边视角渐成风气。
与此同时，文章认为，中国对美国政策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亦不可否认：第一，研究薄弱之处十分广泛；第二，偏重狭义决策研究，忽视国内要素分析；第三，研究梯队状况不容乐观，“炒冷饭”现象依然存在。
未来的努力方向至少有三个：
史料方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学研究无一例外，中国对美国政策研究特别是实证性个案研究更是如此，新选题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充分发掘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目前仍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长期关注和利用美国各大学、中国各省市地方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收藏的档案文献。至于说近年来出现的《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对日文件集成》（第26-28期，共30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共十卷）等新史料从事中国对美国政策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很少问津。以上基础史料的充分开掘必然会将中国对美国政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视角方面，事实上20世纪的中美关系包罗万象，以往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外交、军事层面，兼顾经济往来，而对文化、社会、人员交流涉猎不多。既有研究只是揭示出了冰山的一角，还有更多的相关课题有待讨论。从目前中国各省市档案馆馆藏状况来看，此类研究已初步具备了文献条件。
方法论方面，应在相关史料具备的前提下尽可能将中国对美国政策决策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即同时兼顾情报分析、政策讨论、决策形成、执行、政策调整及其成效。与此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将影响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国内因素纳入观察的视野，以更全面地揭示决策形成的多方面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