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解读”中期沙龙在闵行校区中文系会议室举行。沙龙由项目负责人中文系副教授刘旭主持。
沙龙对课题的第三批成果“隐含作者与深层结构：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解读”进行了汇报。课题的最新成果认为，赵树理文学在新世纪有着重要的新价值，但当前研究界还未真正认识到赵树理文学的价值，本文从后经典叙事学出发，分析赵树理文学叙事模式的超越性意义，从隐含作者和预期受众角度发现赵树理的乡村和农民定位，分析赵树理超越同期的解放区文学的故事语法规则。并从文本表层结构的修辞效果出发，论证其主题框架和虚构方式都是以乡村文明为基础，结合现代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建构出一个新型的东方化乡村叙事，它与赵树理的叙事动因合一，造就了新式的具有多重超越性的“超现代”文学。
赵树理文学的表层结构的最大突破在于文学话语方式的变化，抛弃了“五四”式的欧化启蒙叙事，采取了民间化的话语方式，对此赵树理是有意而为，而且当时即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这不难理解，因为叙事作品的形式本身必然与意义相联系，即在叙事建构过程中和叙事完成之后必然提供素材/故事之外的意义，甚至提供复杂的、多重意义向度。赵树理在叙事文本的建构过程中，加入了他的多方面思考——关于革命、关于农村、关于农民、关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关于传统文化在新社会的命运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隐含作者的意识中明显是显性的、长期的思考，因为这些思想已经化为叙事动因渗入了文本的缝隙和肌理，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结构。赵树理作为其作品的隐含作者，把自己的农民立场结合现代的整体观念，并加入了社会主义的未来感和解救天下的理想，把情节建构规则与一种全新的乡村进化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结构性的主题，并与适当的虚构手法结合进行的选材和重新编码，通过一系列的传统化叙事手段，转换生成了最终的本土化的乡村内部叙事模式。赵树理的乡村关怀是他一生农民写作的本源动力所在，这也造就了他的对传统、现代与社会主义的三重超越，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叙事模式方式面有着极高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和作家去认识和发现。因为不仅是文学，而是所有的领域都面临着一个东方文化全面崛起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他者化思路将必然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