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上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应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关于我国古代法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历史系牟发松教授主持，历史系章义和教授、李磊副教授、王进锋老师、刘敏老师和部分历史系、中文系、法律系研究生同学聆听了报告。
楼教授以古代是否存在“法”和“法治（制）”为缘起，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来论述古代法制的基本结构、发展脉络及诸多特点。讲座内容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楼教授以“敕例”、“法典”为主线，阐述了“王言为法”的概念。皇帝的命令即“制敕”，通过规定程序形成、并由特定文字表示而成为可援据的“敕例”，敕例经过历朝的滋繁及删定、编纂，最终成为“法典”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敕例、敕例集、法典等三种形式通过约束、保障“王言”，共同构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而敕例与法典的关系又承载着古代法制的全部重大问题。其次，阐述“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楼教授从法典的基本共性出发，在分析古代法典的基本历程后，以“法律儒家化”来分析中古制定法运动。战国时期，等级贵族制下的礼秩序向专制体制下的法秩序转换，本于法家精神，法典产生。之后法律儒家化的改造于汉代开端，而终成于前唐。在此过程中，汉武以后，以“春秋决狱”为典型，源自战国的律、令规定不断调整以适应儒家王道理念的礼法关系准则。作为关键的转折，魏晋时期继续删定、改造《律》、《令》以使其贯彻礼法关系准则，并持续强调法典作用，从而在法典层面解决了礼与法的关系。在随后的北朝，法典的制定与“汉化”或“封建化”进程相适应，由局部到全面，从《律》到《令》演生扩展，逐浪高涨，在北齐、北周时形成了早期《律》、《令》、《格》、《式》的雏形，为隋唐奠定了基础。至于唐代，集南北朝相关趋势之大成，在经学、民族、士庶关系、等级等基础问题达成共识后，礼典与法典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律》、《令》、《格》、《式》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登峰造极。第三，楼教授总结了关于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线索，并特别强调在当今“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需要重视法典的作用，克服“春秋决狱而无《春秋》”的困境，同时不断地调整法典以适应、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阶层、秩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问题，最终以新的法制理念来改造法律，在法律体系的现代化中实现社会秩序的回归。
楼教授学识丰富，语言风趣生动，不仅化繁入简，系统介绍了中古法制史的知识体系，而且旁征博引，不时分享自己十余年来的治学感悟，给在座同学留下深刻印象。报告结束后，牟发松老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总结。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就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与楼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