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维规，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主题为“概念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226讲，由我校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作会议主持，吸引了来自全校各院系的近百名师生热情听讲，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概念史”是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和显学，但与这种热度不成对比的，则是“概念史”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多元分歧。讲座伊始，方教授便直言学界对于“概念史”的理解，往往与“观念史”、“话语分析”等相混淆，以至于造成莫衷一是的现状。事实上，在方教授看来，“概念史”与“观念史”、“话语分析”等既有相同之处，也不乏方法和理论上的差异。就相同之处而言，“概念史”、“观念史”和“话语分析”，均产生于对传统思想史的不满，认为仅仅将研究聚焦于经典文本和大人物，“缺乏对常用政治和社会用语的勾稽”，并没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正是出于这种对传统研究范式的不满，方教授指出，在英美、特别是在“剑桥学派”的推动下，“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蓬勃兴起；在法国，“话语分析”（analysedu discours）或“概念社会史”因之而兴；至于“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则是德国学界的产物。
然而，学术源头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这三者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法国的“话语分析”由于在研究上并未“从一而终”，没能形成与英美、德相衡之势，方教授并未多提及。而英美的“观念史”，特别是剑桥学派对于“文本”与“语境”的关注，虽然与德国的“概念史”颇有相似性，但在方教授看来，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前者的研究焦点集中于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相关范畴，概念研究只是其中附带的一部分而已，而后者已然跳脱出相关阈限，直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相结合；另一方面，在所用史料上，前者更注重共时性的“语境”，强调“文本”之间的竞争，而后者则突出的是历时性的“语境”，广泛搜罗包括传统文本之外的“数据”、“图片”等。
在区分“概念史”与相关的学术名词外，方教授将视角投向了“概念史”自身的发展历程。方教授指出，“概念史”一词，虽然最初出现在黑格尔的文字中（或黑格尔的弟子对其文章的整理文字中），但其真正的突破则是在1955年创办的《概念史文库》杂志，以及此后出版的三大巨著：13卷的《哲学历史词典》、8卷的《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时辞典》、15卷的《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此外，在“概念史”的发展历程中，不得不提及的则是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贡献，他赋予“概念史”以基本的规范。
那么，“概念史”该当如何操作，又有着哪些基本操作规范呢？方教授在讲座中从以下五点来进行分析：
首先，“概念史”强调将研究焦点放在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和缓期，也就是所谓的“鞍型期”。在“鞍型期”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蛰伏其间，待到下一个巨大历史变迁时刻，往往破茧而出，生发出巨大的影响力，乃至影响整个文明。科塞雷克将欧洲的“鞍型期”定义在1750－1850；与此对照，方教授将中国的思想“鞍型期”定义在1840－1900年期间。
其次，“概念史”强调概念与历史经验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需要在特定的概念中才能获得表达和阐释；另一方面，“概念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因而，与基本的“词义”不同的是，由于与历史经验的纠葛，概念充斥着含义上的多变和含混，要求着研究者注意概念在含义上的“常态、断裂及其变化”。
第三，概念还有着社会性与历史性，仅仅靠着数据库分析和统计的方式，并不足以把握概念的具体影响。对于概念的准确把握，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看是谁在阐释那些概念，如何阐释，不同的阐释者和阐释途径往往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力。
第四，“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把握概念，需要将概念放置在“概念丛”或“概念体系”中进行分析，单个概念并不足以支撑起自身的含义。
最后，“概念史”需要建立广阔的视野、储备广博的知识。处理中国近现代的基本概念，不仅需要把握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还要了解它们在包括西方、日本在内的其他空间内的意义。
“概念史”博大庞杂，本次讲座所作的相关介绍，如方教授所言，也只能是作一些最基础层次的疏通。在讲座中，方教授标示了三篇他本人的文章，以供进一步了解：《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鞍型期”与概念史》、《概念史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