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下午，在历史系1206教室举行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2014年第19场，牟发松教授作了以“宏大叙事与实证支撑——以宫崎市定、唐长孺的‘六朝隋唐论’的构建与论证为中心”为题的报告，讲座由上海社科院宗教所钟国发研究员进行评议。
牟教授以阐述“所谓宏大叙事史学”破题，指出宏大历史叙事（grand narrative）强调宏大的历史主题、历史的规律性、统一性与持续性，作为一种理论的关照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实用性。同时又认为近年来宏大叙事史学式微的原因主要在于：以论带史的空疏教条；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影射史学的凿空蹈虚；对史学研究简单认同、机械诠释意识形态的厌弃；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和冲击；社会史、新文化史对以往史学研究偏重政治经济轻忽社会下层、历史细节的纠偏；史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诉求——强调客观性和独立性。伴随着宏大叙事史学的式微，历史学研究走向了碎片化、琐细化，沉迷于实证、考据而回避历史理论，甚至是对历史效用的怀疑，导致了“历史决绝定论的贫困”。牟教授指出：宏大叙事史学与实证史学实际上并不矛盾，应结合而不可偏废，许多前辈——如陈寅恪、吕思勉、唐长孺、宫崎市定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牟教授进一步剖析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典范的宏大叙事理论。其指出《资本论》中对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主要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在资产阶级的的生产方式几种社会形态。列宁注意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过的科学分析和详尽研究的社会形态只有资本主义。牟教授指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逻辑的”，其逻辑起点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源被舍象了。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化分的也有三形态、四形态、五形态诸说，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关照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存在着以下几个理论问题：1.关于奴隶制、农奴制划分问题。但是奴隶制、农奴制是否是阶级社会必然依次经过的两个阶段至今仍不明确。2.劳动者（公社成员）与共同体的天然联系。3.聚落形式（城市）的问题。4.前资本主义地租的问题。5.超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关系。6.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7.农奴制和依附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期理论密不可分。
宫崎市定与唐长孺两位先生作为中国中古历史研究者的杰出代表，前者继承和发展内藤湖南所创京都学派，是内藤-宫崎假说的代表人物，后者接续陈寅恪竖立新路标，是魏晋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都对汉唐间历史变化提出独特的分析概念和宏观构架。宫崎市定作为继内藤湖南后第二位京都学派的代表，继承了内藤氏关于六朝隋唐为中国“中世”的观点，同时以中国古代都市国家以及中国中世农奴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内藤氏的观点。关于中国古代都市国家论，宫崎市定意在从聚落形态变迁看中国自古代到中世的演进，代表作为《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六朝时代华北的城市》等文。宫崎氏指出上古至汉代聚落的存在形态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可能由于豪族势力的扩张，城内居民不断移居城郭之外，就出现了村。宫崎氏从都市国家的角度认为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同为古代帝国。而后汉至六朝，作为古代城市作为政治城市的性质浓厚起来，地方衙门也整备和充实了，此时的城郭城市，和脱离城市而散布于田野的村论相对立的六朝社会，是汉代看不到的新现象，这就是古代与中世的区别。此外，就中世农奴的问题，宫崎市定《晋武帝户调式研究》一文旨在中国的中世找到农奴，以完备其六朝隋唐为“中世”的理论。根据《通典•赋税上》与《晋书•食货志》的不同记载，宫崎市定认为课田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一般百姓为对象的土地分配制度，上承曹魏屯田制，成为以后直到隋唐土地制度的样板，甚至可以说，魏晋的土地制度才是将中世与古代区别开来的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同时，又根据对隋唐均田制的研究认为，均田制下的授田农民的身份具有了农奴性质，从而为六朝隋唐找到中世的性质。
唐长孺作为持“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六朝隋唐论的构建与实证主要是体现在了对封建依附者的形成即客的卑微化、普遍化的过程的追述。唐先生指出了“客”作为合法依附者，在先秦时期都变现的十分活跃，到了西汉则出现了奴客连称的现象，通过对《后汉书•马援传》、《三国志•糜竺传》的考察，认为东汉后期，客的地位明显卑微化、普遍化了。西晋的限田限客从反面又说明了大量逃亡农民充当佃客，而客的身份已经降到与奴相混的地位，且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表明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普遍化进程至此正式完成。通过对“客”身份变化的研究，唐先生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其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都带有“亚洲型的特征”：我们只能说两汉时代的劳动者除了真正的奴隶以外，其他的劳动者，有如雇佣、刑徒，都带有奴隶的烙印，这就是奴隶社会。魏晋以后，除了法律认可的封建依附者而外，其他生产劳动者，被荫庇的佃客、荫户，官府手工作坊中的工匠，都带有类似农奴的烙印，如此而已。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特殊性，根源即在于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本赋役对象是自耕农。因而在封建生产方式普遍推行的魏晋时代，封建国家要限制封建依附队伍的扩大，在法律上始终禁止贵族豪强无限止地扩大自己的私属（如佃客），正如奴隶生产方式占重要地位的汉代，奴隶制国家严禁擅自没民为奴，并一度解放奴婢一样。然而，限奴和限客的不同，恰恰表明了两种剥削形态的分野和交替。
牟教授通过对两位前辈研究理路的把握，指出了宏大叙事与考证史学之间的关系。宏大叙述是建立在对微观的考证之上，而微观的考证必须要有宏大叙事的理论关怀。虽然如宫崎市定这样的研究在实证上还存在着漏洞，但瑕不掩瑜，并不能掩盖其研究在问题意识提炼和宏大主题关怀上所体现的价值。
最后，钟国发研究员对牟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钟国发研究员指出，牟教授的讲座为我们所应当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内容，更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态度。如果单纯的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那么历史学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故事”的价值在于其串联起来之后的意义。同时钟国发研究员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指出，时间对于历史事件的贯穿与宏观叙事密不可分，这是历史系统论的方法，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所在，在历史研究的基础则在于对历史细节和实证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