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午，芝加哥大学博士、台北大学历史系李朝津教授应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抗战时期中国对联合国创立的回应”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历史系章义和教授主持，历史系孟钟捷教授、王进锋老师和部分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在讲座中，李教授首先详细分析了莫斯科会议的背景。同盟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矛盾重重，联合国的成立是美国战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美国极力推动，主张“中美英苏四国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其次，李教授结合《蒋介石日记》等材料，阐述了当时围绕着联合国创立问题，中国对英、美、苏三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再次，李教授以“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为视角，探究了莫斯科会议的进程及会议背后中苏两国的矛盾与角力。第四，介绍在敦巴顿橡园会议的筹备期间，中、美、英、苏各自准备的联合国组织机构设想与方案，其中重点论述了当时中国对于战后联合国安排之主张，以及中国主张的具体产生经过。第五，在随后的敦巴顿橡园会议上，苏联与英、美在创始会员国代表权、殖民地的托管与独立、常任理事国投票权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各种矛盾，而英、美、苏三国草案与中国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此时，中国提出了七条补充意见，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等具体主张。三国经讨论与激烈交锋，由于中国采取务实的方针和灵活应对的策略，使得中国的部分主张被会议公报采纳并最后写入《联合国宪章》。李教授在最后总结道，弱国无外交，英、美、苏等国的与会方案，其基准之一便是符合本国的对华利益，中国在此压力之下，努力确定并巩固了自己的创始会员国地位，为联合国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讲座结束后，章义和教授进行了点评与总结。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李教授做了严谨而细致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