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下午，“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关系的若干问题”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在闵行校区法商北楼325会议室举行。报告由政治学系齐卫平教授主讲，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来自政治学系和其他院系的50多位教师、研究生共同聆听了本场报告。
齐卫平教授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强政党、强国家、强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架构是否合乎逻辑”、“执政党在国家现代化体系的角色如何确定”、“国家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有何关联”、“现代国家治理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八个方面的问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解读。齐卫平教授认为，虽然相较于“管理”，“治理”是一个带有时代内容的新概念，但是不应该把管理和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国家治理可以做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治理就是政府治理。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下“管理”和“治理”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国家需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实现治理。在政治学领域中，国家、政党、社会三者是三个维度的关系，但是在中国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出发。由于中国近代备受侵略的特殊情况出现了“强国家、强政党”的历史需求，而“国家治理体系”所需要的是“强国家、强政党、强社会”的架构，所以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成长。齐卫平教授认为“强政党”可以表现为政党的制度完善、执政能力强，“强国家”可以表现为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强，“强社会”可以表现为社会组织发达、公民力量显著。西方社会的社会力量发育很强、很充分，但是政党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所以，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否被称为“三强”的架构仍有待商榷。而中国的情况和西方相反，呈跷跷板的现象。党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发育，但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很弱，社会上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所让渡出来的力量。形成“强国家、强社会、强政党”的良性互动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值得研究和讨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大特征，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可以包括：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组织、自治团体。执政党扮演的是领导的角色、政府扮演的是主导的角色、社会各个方面扮演的参与的角色。领导和主导笼统的说很难区分，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领导绝对不能代替主导。国家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这一对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区分开，“治党”和“治国”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关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统一”的问题，齐卫平教授指出，政党和国家相互不能替代，要区分这两种能力就要解决好党的领导如何合法的进入国家治理轨道的问题。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包括：执政理念、思维能力问题、执政机制、执政方式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民主和法制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的两种东西。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追求，但是在经验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能力不足。
唐亚林教授对学术报告进行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他指出，齐卫平教授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展望了一种治理状态，从历史的视角、现代的视角、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唐亚林教授认为，“治理”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要求人们重新理解政府的作用，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政治制度的生长奥秘在于根据对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的某种看法，以阐明人、追求的目标和发生的事情三者的关系，因此，关系便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治理所内蕴的秩序价值的实质就是要弱化作为统治的公共权力，强化各级公共权力的相对化，从而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种关系共同体与治理活动的秩序。要研究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之间的关系，就要破解“基本理念”、“制度框架”、“运作机制”这三个重要问题。“治理”在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治理的机制和技术，但是治理更需要成为一种战略思想。最后，唐亚林教授提出了思考问题的三步法，简称“九字方针”：先分层、再分类、后量化，并建议可以将报告所探讨的八个问题用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破解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