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来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陈纯菁（Cheris Shun-ching Chan）副教授在法商北楼的社会发展学院与在座的师生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题为“一个不信任的市场：中国医疗领域中的红包”（A Market of Distrust: Unofficial Payments for Hospital Care in China）。
在中国，“红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向某些特定对象馈赠红包，医生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在传统社会，患者就常常向大夫赠送红包或“礼金”以示感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几近消失。然而，改革开放后，医疗领域中的红包现象又卷土重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使得有关部门数次发动专门治理红包的行动。为什么八十年代以来患者要送红包给医生？他们是如何赠送红包的？为什么三十多年来红包馈赠存在一个明显的模式（pattern）变化？即在目前，红包馈赠一般都须要通过“关系”和“中间人”的转介，而以前虽也有此种模式，但同时亦有大量红包馈赠是医患双方的直接“交易”。
陈纯菁基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大城市的民族志调查，通过对大量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深度访谈、对医院门诊与病房的日常运行的观察、以及数百份非随机发放的问卷，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她认为，当下医疗领域的红包现象是制度（institution）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自八十年代以来，公立医院的自负盈亏改革使得医院与医生生发出了强烈的趋利倾向，随着媒体的报道与渲染、以及越来越多的病人的亲身感受，病人逐渐对公立医院及其医生丧失了信任。他们担心医生诊疗时不尽心尽力、不把病患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试图通过馈赠红包这种传统的“礼尚往来”的方式来进行补救。医生接受红包，按照中国人的人情观念，就意味着医生欠了病人一个人情，因此医生就有了“义务”回报病人。
但为何在本世纪一零年代中期后，红包馈赠越来越需要通过中间人来完成（而非患者直接送红包给医生）？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对红包的监管与打击越来越严厉；另一方面，医患关系持续恶化，医疗诉讼、医闹层出不穷，甚至还发生了病人送红包给医生、过后几天就将秘密录制的送红包的录音或影像交给有关部门进行举报的事情。这使得医生也无法信任病人。然而，病人馈赠红包以图医生回报的需求依然存在。因而出现了红包馈赠模式的转变：一个或数个中间人能够起到“担保”的作用，使得医患之间的红包交易能够顺利进行。
主讲结束后，有十几位听者都提出了问题，陈纯菁都一一做了回应与解答。她指出，馈赠红包虽然是病人在面对不可信任的医院与医生时的一种自我补救努力，但并未在整体上改善医患关系与医患信任，反而是加剧了医患不信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需要政府对公立医院增加投入，使得公立医院变成真正的公立医院，由此祛除医院与医生的趋利倾向，重建医患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