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上午，国际知名的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应邀在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作了题为“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茅海建主持，历史系、社会发展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参加。
科大卫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职于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伟伦历史学讲座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华南宗族、中国商业史、香港史、中国各地之地方史，近年关注山西、江南及西江地区的历史发展。他的主要著作有：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他在研究中着意于田野调查，在著作中大量使用口述、碑铭、契约史料，致力于揭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华南地区自宋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变迁。
在本次讲座中，科大卫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斯•韦伯不了解中国，但为什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非了解韦伯不可？科教授认为，韦伯写了饱受中国历史学者批判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在同样思路下，写了后来在英文翻译时合成为《儒教与道教：中国的宗教》的两篇文章。基本上他对中国经济史是一窍不通，对很多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都不大了解。但是，他的巨作《经济与社会》影响西方社会经济史至大。只要读布劳岱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可以知道韦伯对制度史研究影响有多深远。
科教授指出，要了解制度，韦伯的理论是核心的。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以人类行为的可算性替代了西方的社会合约论，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一种解析，与新教伦理、儒教、道教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从韦伯的理论来思考制度，需要问的问题便是：可算性的机制、社会真实性的依靠，以及合法性。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写的中国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都是一种冲击。
茅海建教授做了精彩的讲座引论与点评，他肯定了科教授在多年的田野工作之后对于理论的反思，也提示在场同学应重新思考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理论的问题。此后，社会发展学院文军教授及在场的研究生们分别就韦伯的方法论、韦伯理论对孔飞力的影响、欧洲会计制度的起源等问题与科大卫教授进行了深入、直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