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8日，第二期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系列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学术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ECNU-UBC Joint Center for China in Modern World）主办，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为主题，中心中方主任、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与会并参与研讨。本次会议邀请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孙沛东副教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王晓渔副教授，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王建伟老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裴自余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超超老师，广州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邓军老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黄文治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刘彦文老师、张春田老师，华东师大社科部宋宏老师、历史系瞿骏老师、唐小兵老师、阮清华老师、李玉峰博士等作主题学术报告、会议主持及相关学术点评，共同回首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主潮流的革命历程，并试图在新的时代条件烛照之下，对其进行重新的阐释和理解。
那么，到底何谓“20世纪中国革命”？又该从何种角度做出“再阐释”？在一个后革命时代，甚至是已经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代，“革命”自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动刀动枪”的粗暴野蛮，缠绕于革命者脑际之中的乌托邦构想，不仅需要革命同道间的情感维系，更需要革命主体的德性支撑与依靠。本次工作坊的前两场学术报告与讨论，即是围绕情感与德性的角度，直指革命者个人与群体的精神世界，高屋建瓴地阐释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程。在以“中国革命中的情感与动员”为主题的第一场学术报告中，张春田老师以《作为革命仪式的哭祭与悼亡——以清末民初的南社为例》一文，试图通过新文化史的阐释维度，缕析清末民初的南社人在哭祭与悼亡等表演仪式中，革命者藉以寄寓革命情感、宣传革命文化的思想地图。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南社人诗情画意式的革命在近代中国日趋激进化的态势之下，并未持续多久。王建伟老师以《五卅运动与1920年代的历史转折》一文，力图在更加宏大的视角上，阐释五卅运动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巨大影响，“革命”不再是少数觉醒者的玩意儿，而是构成了全民歇斯底里般的浩荡运动。那是一个“觉悟”的时代，震耳发聩的社会革命，在觉醒的人群，特别是工人阶级中，逐步蔓延，最后形成燎原之势。不过，“革命”固然需要群众队伍，但也需要领袖成员。在第二场以“中国革命中的情感与德性”为主题的报告中，邓军老师以《“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一文，确也深刻地解释了那些敢为天下先者的宗教热忱。“革命”给予他们的精神动力，并非肤浅的改造世界，更重要、也更急切的是宗教般的召唤与热望。当然，这份宗教般的感召，必然与美德相关，而与丑陋无涉。但是，如果革命真是这般的美好与纯洁，革命者所想象的乌托邦世界也必将达致，那么革命的正当性自然无可怀疑。事实上，正如唐小兵老师在《重访中国革命：以德性为视角》的报告中指出的，对于革命正当性的质疑确实也由此轰然而起，中国革命被形容为自上而下的组织与控制，充满权术与阴谋、暴力与血腥，千夫所指，乏善可陈。但是，对革命非道德性的唾骂，毫无疑问是一种反历史的做法，唐小兵老师就反其道而行之，从德性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出发，深入历史的肌理，重新认识革命的历史流变与层层递嬗。
而与黄文治老师的个案研究不同，同场报告的李里峰老师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的报告中，以群众运动和乡村治理为切入点，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上，指出抗战到文革期间中国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动员途径及其内在矛盾。当然，革命时代除了相关的日常组织运动外，更存在着“非常时期”的独特策略与革命毛细血管之下的阴暗角落。在工作坊第四场围绕“政治失序、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的主题报告中，刘彦文老师的《荒政中的政治生态：以西兰会议前后的甘肃应急救灾为中心》和李玉峰老师的《控制下的失序：1950－60年代的特情侦察的一个面相》，就分别通过展示中共在灾荒时期的应急救灾策略和考察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特情侦察问题，深入挖掘和揭露了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隐微肌理与特殊的控制机制。
在工作坊第二场中，唐小兵老师在其关于革命德性的报告中，试图阐明精英知识分子在革命主体性上的复杂与暧昧。关于革命主体性，也许精英者多，而普通者寡，芸芸众生在革命中只是集体无意识的冲动与盲目。但这是历史的真实吗？在工作坊第五场围绕“底层社会的分化、分层与历史记忆”的主题报告中，林超超老师以《浙江C县反右运动与基层右派的形成》一文，通过阐述其所搜罗C县反右运动中的底层右派，特别是基层中小学教职人员和县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干部的档案材料，即试图鲜活地追踪和还原右派分子的形成过程，还原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复杂面貌。而孙沛东老师在《“胜利的困境”：〈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读后》的报告中，则指出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特别是口述调查，在革命历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革命虽然过去，但革命者及其子女辈却并未远离，他们仍然活在当下，他们不容忽视，也值得“深描”。
毫无疑问，在持续五场的学术报告和讨论会中，发言人与与会者皆不认同传统革命史的叙述方式和理论视角，而试图重新思考关于革命历史叙述的论域与方法，以此在新的理论和视野的基础之上，实现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再阐释。但“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对于旧革命史范式的不满与冲击是一回事，而实现新革命史范式的理论与视野的建立则是另一回事。在本次学术工作坊的最后环节，与会者们即围绕“新革命史的问题、论域与方法”，展开圆桌会议的讨论，将本次学术工作坊推向高潮。作为引言者之一，许纪霖老师高屋建瓴地指出新革命史的论述固然需要深挖史料，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群体的多重面向，但碎片化的实证式研究，并不能建构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体图景，除了档案、材料，我们更需要理论的武装与反思。将二者结合，实现理论与史料的互动，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结合，观念与语境的流动，历史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流，才能够充分鸟瞰革命史过程中权力的形成、变异与博弈的复杂面貌。换言之，正如另一位引言者——王晓渔老师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理解革命的形成过程，心平气和地理解革命是如何走向其反面的。否则，片面地集中于史料的一孔之见，片面地揭露革命之恶，而忽视了革命与整个20世纪历史的互动，很容易就适得其反，走向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冷战思维之中，那么，新的革命史范式或革命的再阐释自然便胎死腹中，无从实现。不过，正如唐小兵老师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仍然有着太多的困惑和复杂性面貌。也许本次学术工作坊仅仅只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史进行反思工作的凤毛麟角，但与会者与发言人的激烈论辩与交锋，以及现场听众的热情互动与聆听，依然构成了这个时代对革命史进行再阐释的强烈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