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28 日下午，思勉人文讲座第205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厦门大学哲学系陈嘉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哲学‘知’的观念与‘李约瑟难题’”的报告。本次讲座由哲学系郁振华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陈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陈教授看来，国人中较早思考这一问题的是梁启超和冯友兰。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冯友兰认为，自先秦以后，由“自然”和“人为”所构筑的天平明显开始发生倾斜，“人为”这个概念逐渐从民族思想中消退，人们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即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常的。陈教授认为梁、冯两人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他想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的观念角度来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陈教授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的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冯友兰曾经指出：“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但陈教授坦诚地指出，冯友兰的“知识论”概念，指的是西方意义上的“求真”的知识论，其目的在于把握物理世界的规律和事实；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知”的概念与学说，只是它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基本属于道德反省与践履的范畴，无论其目标指向或是认识内容，都是与道德修养与道德行为相关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识。强调“力行”是它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哲学中“知”的概念有三层义理关系。第一，“知”是尽心知性的道德内省功夫。在儒家那里，“知”的概念被区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儒家强调的是“德性之知”，即通过反身内省来求得知性与知天的认识。孟子为此奠定了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儒家如此，道家亦然。第二，“知”的导向是道德上的“穷理”。不论是知性还是知天，总之其导向都是追求穷尽事物之“理”。不过这种“理”无涉外部世界的事实，而是有关仁义礼智之类的“内圣外王”之理。第三，知的结果是达到“知行合一”，实现道德践履。传统哲学的知识观把人的知识观念引向道德内省与践履，而不是研究数学和物理的知识如何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以上三个特点的刻画凸显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中“知”的概念和西方知识论语境中“知”的概念显然不同，求真的知识论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起来”，这导致思想与论证逻辑的缺乏，因果观念的缺失，这些与近代以后中国科学的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陈教授随后论证了中国古代在认识与论证逻辑方面的欠缺。在陈教授看来，儒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命题，比如“仁者爱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等等。实际上这些命题大多属于“信念”，而非“知识”。它们是一些主观上认其为真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不具有事实性的因素。如果是事实性命题的话，可以诉诸经验来验证。但对于形而上的命题，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没有相应的经验可提供论据与验证。那么，儒家是如何对此类命题进行论证的呢？陈教授认为，孔子作为儒学的开山宗师，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命题大体上不做什么论证。孟子与孔子的不同，孟子比较注重论证，讲究说理，但说理的方式仍然停留在类比和比喻上，没有发展出演绎和归纳的理论方法。先秦之后的儒家，一直到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在论证方法上都未见有什么推进。陈教授进而认为，缺乏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一个结果，直接与后来中国未能产生现代科学有关，科学是理论性的，科学理论要么来自归纳，要么得自演绎。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归纳法和演绎法为手段的。然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两种逻辑与认识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观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围绕“如何回应李约瑟难题”，陈教授在讲演中提出了“力行知识论”。冯友兰断言中国不存在知识论，这是从“求真”的角度而言的。不过，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knowing how 与knowing that 的知识论类型的区分，为我们重新定位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knowing how 与knowing that 的区分是由英国哲学家赖尔（Ryle）提出的。
nowing that 简单说来是一种命题知识；但knowing how 主要涉及的是知道如何行事，它属于实践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的范畴。陈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属于knowing how 的类型。因此，不能说“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而只能说，中国哲学中没有发展出求真的、理论的知识论，而是发展出行动的、实践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是“力行知识论”。与赖尔的knowing how 相比，它既有相同之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它们同属于实践知识论的范畴，知的目的都是为了行。不过中国力行的知识论强调的是知行合一。第二、它们都主张规则的规范作用。不同于赖尔的knowing how 中的经验性规则，力行的知识论的“规则”是以“天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第三、knowing-how 强调的是广义上的行动能力（skill），而儒家强调的是道德践履，偏向于道德知识论。第四、赖尔把knowing-how 的“技能”看作是某种类似“默会知识”的东西，即可以意会、操作而不必能够表达的东西，而儒家的“力行”知识论则是把“知”认定为“行”的前提。陈教授强调，“力行”这一概念是本土的，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知识论的特征，即知是为了行。它能够为“李约瑟难题”提供一种知识观念视角方面的解答。中国知识论的这一认知方式，在思维层面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取向与进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往往指向道德实践的维度，而对外部世界有关事实的知识则不以为然，由于中西对于“知”的指向和目的理解的不同，才造成了古代中国在科学（不同于技术）上的落后。
讲座尾声，现场的师生就“如何理解命题性知识和力行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李约瑟难题和力行知识观之间的因果次序”、“儒家的哲学命题能否称得上知识”、“外延性经验和内涵性经验”等问题同陈教授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