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社会科学报》以“一个学术评奖的梦想与‘野心’”为题对第二届“思勉原创奖”进行了报道，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在接续传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学术活动的本质追求和基本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的学术活动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学术界，真正以“原创”作为自己核心精神和最重要准则的评奖中，“思勉奖”是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日前，第二届“思勉原创奖”评奖结果揭晓，不仅获奖作品备受瞩目，这个奖项本身也给国内人文社科评奖体系带来了新的风气。
追求“原创”是一种很高的学术理想
在国内人文社科评奖体系中，“思勉奖”历史不长，影响或不是最大，但在学术界有它独特的分量和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说，该奖项在学术界首次以“原创”为价值取向，旨在探索建立一套通过评价机制创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新机制，以期推动文化传承创新，鼓励当代人文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内一流、国际有学术影响的原创性精品力作。
“思勉原创奖”的前身是华东师范大学一个校内奖项——人文社会科学原创奖。这个奖在2002年就开始设计，到了2008年才颁发了一次奖项。当时，经11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审定，包括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等三部著作成为首批获奖作品。那次评审一改以往评奖做法，整个评奖过程和评审现场向公众开放，彻底的开放与透明使其公信力大增。在此基础上，2011年，面向全国人文社科界的“思勉原创奖”正式诞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介绍，“思勉原创奖”获奖作品的良好口碑和评奖过程的公信力使其很快与孙冶方奖、吴玉章奖等一样，被教育部认定为人文社科省部级奖项。
思勉原创奖评选过程力求公开、公正，评审权力完全交给学术界，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坚持全过程实名制评审，评审过程和所有评审意见全部录入档案。设计者希望通过这样的程序安排，保证这个奖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国外评奖最重要的是有程序在先，然后严格按照程序执行，思勉奖在这方面和国外做的已经相当。而国内其他很多奖项，虽然程序规定也很严格，“但可能往往领导的一个意见就改变评奖结果，程序性的东西很少能严格坚持的。”思勉奖的评奖过程真正严格按照程序操作，最大程度保证了公正公平，“而且思勉奖真正关注学术原创，获奖作品不仅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而且在内容上有创新、有突破。”
其评奖要求之高、过程之严格，使其被媒体称为“程序类似于奥斯卡奖，严苛不逊于诺贝尔奖”，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告诉本报记者，评奖过程规范、透明，尊重学术界的意见，而且不仅是要评出一个奖，“而是把评奖、颁奖的活动办成相关问题的研讨、论证会。”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文科方面主要是由教育部和各个省市设立的“政府奖”组成，比如吴玉章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而思勉奖既不是政府奖，也不是民间奖，而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由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个在国内文科研究方面有比较大影响力的高校设立的奖项，试图在评奖上找到一个突破点。”思勉奖以“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填补空白、载入史册”为尺度的高端标准，一改过去秘密评奖的方式，评审会上普通师生可以旁听专家讨论并可当场发言论辩。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认为，“思勉原创奖”整个流程、整个操作的方法，本身是带有原创性的，“也是产生产品了，未来还要在学术界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原创应该是建立在经典之上
经过严格且公开的评审， 李泽厚的《哲学纲要》、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阎步克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四部作品获得第二届“思勉原创奖”。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获提名奖。
在获奖感言中，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表示，学者应以做学问为乐，真诚地对待历史，与古人心灵沟通，“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文学思想倾向的实质、来龙去脉，理解也就更为切近，有一种亲切感，历史就不会是一组枯燥的数字和一些事件的罗列，对于人生，或者就有更为深切的感悟。”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感慨，当年在做这份研究的时候才不到50岁，现在已年至花甲，他希望能够再用类似的方法找到另一个论题，再提供一份类似的研究，“得这个奖，同行的评价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肯定也给了我信心。”浙江师范大学张涌泉教授表示，当自己得到获奖消息时，即给“思勉原创奖”管委会写信，表示把奖金全部捐献给母校四川大学，用于资助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有意思的是，评审过程中关于何为原创、何为经典的讨论延续到了颁奖现场。思勉奖旗帜鲜明地以“原创”作为根本评价标准，然而，学者们对于原创的内涵似乎并无定见。葛剑雄教授就认为，原创不等于影响力，而是有它自己的要求。提出前人未有的见解、结论、数据或理论；发现并纠正前人长期延续的错误；对前人已经有的成果有实质性的扩展或补充；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都可成为原创，“原创有大有小，但一般来说归纳总结性的作品，即使工程再浩大也不能算是原创。”而钱乘旦教授虽然认同，资料、观点、体系及方法的新颖，只要某一个方面有特色就算是原创，但原创还要考虑时代性的影响，“思勉奖一要考虑学术影响力，二要考虑创新，比如李泽厚先生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有创见的影响，就有资格获得原创奖。”陈红民教授认为，真正的原创就是要有创见，既学习西方又不盲从，既站在先辈学者的肩膀上又要超越先辈，所以，“中国的原创就应该是世界的原创。”
张涌泉教授认为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创立新学问，是人文经典产生的源泉。分别援引陈寅恪先生“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与王国维先生“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言对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新材料、新问题、新学问做了阐释。阎步克教授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人的尺度不同，心目中的经典也会不同，不妨各行其是。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认为，经典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选择、积淀，并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才成为经典。而华东师范大学的邬国义教授提出，曾经我们讲十年磨一剑，才能出精品，“但现在十年磨一剑，可能早就就被人家杀掉了。”今天的学者，不得不面对求新求快与时间沉淀之间的矛盾。
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表示，原创应该是建立在经典之上的，人类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回到经典，寻找答案，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创新的前提，某种程度是守旧，要创新，要把旧的东西先搞好。”
学术原创最终还要靠体制进步
毫无疑问，思勉原创奖得到学术界如此重视和肯定，除了其评奖标准和过程让人信服之外，根源恐怕还在于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界希求某种改变与自我救赎。在讨论中，学者们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对学术创新的认同，并希望有一个真正尊重学术界意见的评价系统，这背后隐含的恐怕就是他们对于目前学术生态的不满和担忧。
在应记者要求，评价目前国内学术原创生态时，钱乘旦教授不假思索地表示“很差”。他认为，中国学术有一个传统需要去反思，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古代是抄圣人的，近代是抄西方的，建国初期是抄苏联的，改革开放后又变成了抄西方的，这种“抄”的思想影响了学术的创新，“这是我们在价值观上长期存在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原创性的东西不仅需要学科的积累，也需要整个社会的积累，而我们的学术积累可谓刚刚起步；而且原创需要天才，往往可遇不可求，“只有有天赋的人得到充分发挥，才有真正原创意义的成果，有些成果需要长期积累，社会需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条件，而我们总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多名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包括评奖制度在内的学术生产机制和政策导向存在问题，从上到下急功近利，大家追求数量和排名，甚至是赤裸裸的利益，而忽视学术本身的积淀和涵养，很多天才的年轻人亦不愿进入学术领域。关于中国学术界生产，社会上信心严重不足，存在西化（认为西方学术遥遥领先）和复古（认为民国学术做的好，中国现在不出大师）的风气。人文学者的生存环境亦不乐观，很多时候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或为体制化的考核、评奖所左右，或为生活所拖累，忙于职称、晋升，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加之有些学术创作有创新却由于制度原因不能出版，或由于缺乏市场价值，出版机构不愿意出版。
陈红民教授表示，对于这些体制方面的原因，单纯通过评奖机制的创新推动学术创新作用是很有限的，“当然学术评奖也提供了一种导向和思维，鼓励学者在学术创作上精益求精，在学术创作时更注重创新。”葛剑雄教授亦认为，创新机制的产生只靠评奖是不可能的，评奖只能起到导向作用，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是为了获奖而进行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改善应该靠薪水而不是科研经费和奖金，但是现在却把这些混到一起，这是不对的。”
罗宗强教授认为，思勉原创奖对文史哲学科及学风将有重大的影响，能够帮助学术界建立一种求实、研究、创新的学风，避免重复劳动、无效劳动，“这个奖的设立会提倡学术研究的个性化，逐步改变现在以数量来衡量学术研究成果的风气，更重视学术质量而不是数量。对文史哲学科的评奖体制会产生很好的影响，形成更健康、更严谨、更公开透明的学术评价机制，鼓励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
在当下中国学术界，思勉奖高举“原创”的旗帜，体现出鲜明的追求和很高的学术理想。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何为原创，本就是见仁见智的话题。然而，这个奖项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打算坚持下去，他们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这个奖会有越来越丰富、明晰的内涵，“思勉原创奖”最终将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中国学术评价机制乃至学术生产机制中的一条“鲶鱼”，不断推动学术界产生更有价值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