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5日，第二届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ECNU-UBC joint Center for China in Modern World）主办，邀请到著名政治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石元康教授作主题演讲，中心中方主任、我校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中心中方副主任、我校政治学系刘擎教授与会并作主题研讨。论坛得到了校内外师生的积极响应，哲学系陈赟教授，中文系罗岗教授、李明洁副教授，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崇明副教授、李永晶副教授，社科部宋宏老师，历史系瞿骏副教授、唐小兵老师等与会。
本次论坛围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民族主义”而展开，由主题演讲与主题研讨两个环节构成。论坛伊始，石元康教授即以“民族主义的再思考”为题，作了长达两个小时之久的演讲。此讲座亦为思勉人文讲座第164讲。如石教授所言，其先前更多地关注民族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本次演讲则主要将视角投向民族主义的定义、证成以及在现代世界兴起的理据。如所周知，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事件之一，它构成了众多政治运动的推动力和正当性理据，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的格局，更是对中国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变，而这种超强的影响力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将毫无疑问地持续。实际上，根据石教授的介绍，与拥有较长历史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共同体，如城堡、城邦（city-state）、帝国相比，此一拥有非凡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学界内以17世纪、18世纪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其诞生的界限，均表明其不过是现代世界的新生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民族主义与先前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区别，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所谓的“典范转移”。这种“典范转移”的出现，乃是奠基于是否以“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构成的正当性论证。所谓的“民族”，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认识和界定。从客观方面而言，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风俗、文字、宗教构成了是否为同一民族的硬性指标。但是，仅仅只有这些硬性指标是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客观因素的现实不精确性，更是因为来自现代社会的主体性挑战。因而，“是否彼此承认对方是某个群体”构成了“民族”定义界定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的构想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兴起关联甚大。
如石教授所言，这些后起的民族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而“承认自己的祖先不行，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正是因为如此，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call to difference”才会如此的深入人心。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源远流长却又常思常新的关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哈姆莱特式困境。简单而言，一方面，在遭遇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或者所谓的“典范转换”后，现代性所带来的诸种价值，比如对个体的强调、专业化的生产、民族作为国家的理念等，已然构成了整个世界的共同价值；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也必须追问，所谓“普世价值”的现代性诸方面，是我们的吗？又何谓我们？普世价值遭遇到了作为特殊性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抗。根据许纪霖教授的介绍，这种拉锯式的抗衡，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有了它的中国试验者，这正是引起当前中国思想风暴的“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论”之间的争论。本次论坛的主题研讨环节即围绕此一问题展开。
民族主义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有其外部性面向，即作为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价值如何与其他诸种价值相协调；另一方面，有其内部性面向，即如何处理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民族协调问题。主题研讨环节分为两个部分，刘擎教授围绕“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与民族主义的特殊认同”对石教授主题演讲的评论，即试图阐发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面向，寄望于通过抛开形而上学式的普世价值观的方式，从思考“到底我们共同拥有何种价值”出发，力图打破民族主义作为独占性力量的状况，从而给予自由主义更多的空间；而许纪霖教授围绕“多元化、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国家认同”对石教授主题演讲的评论，则尝试分析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面向，解答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问题。事实上，对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或许如“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难困境一样，永远地笼罩于我们思维之上，但本次论坛研讨环节中陈赟教授、崇明教授、李永晶教授、李明洁副教授等对于石元康教授、许纪霖教授和刘擎教授所提观点的激烈交锋与热烈互动，毫无疑问地深化了思考的深度与维度，得到了现场近百名师生的热烈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