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先生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的思勉人文讲座，此次讲座由思勉高研院研究员张济顺教授主持。思勉高研院和历史系的茅海建、瞿骏、阮清华、刘彦文等老师以及其他院系的师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雷颐先生首先对“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界定作了说明。他认为“后现代”大体上可以说是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特定的文化产物，并由一种“文学批评”演化成“消解中心”、“纵声喧哗”、“支离破碎”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后现代”最根本的一点是反本质主义，对启蒙以降占据西方文明中心的理性至上、人道主义、知识论等进行颠覆与革命。在“消解中心”的过程中，福柯居功甚伟。“后殖民”大体上指宗主国对前殖民地所拥有的经济文化“霸权”，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
紧接着雷先生简要介绍了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被应用、被阐释的过程。然后他从五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说“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应用脱离了中国现代语境。其一，现代性是中国发展本身的一种内在需要，而非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其二，脱离了具体语境，“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本身都会产生矛盾。其三，脱离语境的纯文本阐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其四，文化批评和批评工具中存在的问题。其五，在中国语境中的阐释必须有一定的边界。雷先生认为当下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中面临的基本困境就是从理论体系到概念术语全部来自西方，实际上早已被“后殖民”。“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如何真正的“中国化”是个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雷先生认为这才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精髓。
演讲之后，在座诸位老师与雷先生就批评策略、当下成果的研究水准、思想界的分野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