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第二十四场在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会邀请到我校历史系终身教授许纪霖老师，做题为“革命后的第二天：1912—1927年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的主题演讲，畅谈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建国（nation building）之路，共思中国视野之下的全球性现代危机。报告会由华东师大政治学系刘擎教授主持点评，吸引了来自全校各院系的数百名师生到场听讲。
正如霍布斯邦在《革命的时代》中所指出的，20世纪乃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从一战以迄苏东的巨变，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接踵而至，席卷全球，“革命”构成了这个世纪最嘹亮的话语。中国自然不能例外，而且似乎来得更早，未及1914的“欧战”，辛亥年的革命已然敲响了狂飙世纪的钟声。但对于中国而言，早熟的革命，所孕育的并非是革命所期待的果实，“革命之后该当如何”的讨论，在不断激进化的历史潮流中，却如鲁迅对于“娜拉”走后下场的反思，始终付之阙如，甚少得到严肃的学理讨论。如果说在革命时代，严肃的讨论受到意识形态的围攻，那么在一个后革命时代，甚至是已经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代，正如许老师所指出的，我们不仅需要对革命进行历史事实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在事实基础之上建构革命的理论反思维度。在本次讲座中，许老师即围绕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背景，梳理1912至1927年的政治建国（state building）之路，并在此基础之上，反思现代情境之下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那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建设具体实情到底如何？正如许老师为本次讲座所取标题暗示的，那是中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有其具体的政治架构，但却缺乏稳定的政治生态，文化繁荣而政治动荡，思想活跃而社会不安。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内，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党国体制的变化，政制变迁真如风驰电掣，一日千里。可以说，革命者轻易地打掉了帝制中国的普遍王权，但却建不起一个曾经期许的未来社会，动荡构成了稳定的敌人，击败了逝去的老中国，换来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社会躁动不安的乱中国。
中国革命后的第二天，为何出现的不是安康乐园，而是八方风雨？在许老师看来，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现象，与之同时的埃及革命、土耳其独立等等，都出现了类似的飘摇与动荡。可以说，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图景，非但不是独鹤鸡群，更而甚者乃是花开遍地，历史的独特性背后往往是普遍性状貌的一般注脚，对革命危机的反思，需要对全球现代性危机作深入诊断。许老师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的动荡不安，实则直接联系着古今递嬗之下的政治正当性基础的变迁。世界袪魅后，上帝退场，所带来的乃是公意的赤膊上阵，负重的个体藉着原子式的科学论证和传统儒学的人本主义，被拉出历史的戏场，搔首弄姿。但是，公意到底是什么？辛亥后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内，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党国体制的变化，正是现代政治以私意代表公意、以国家代表公意、以人民代表公意的层层探索，人民最后走出历史的墙角，直接步入时代的舞台中心。但集体的人民如何体现出群起的公意？人民的声音是否又能够如实地表述而出？“革命后的第二天”并没有给予我们更多的历史经验事实，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