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11月9日下午2点，本年度第四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本次沙龙主要围绕思想所王晓明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由思想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来自社科处的红珍处长、金武刚副处长，城市中心的陈映芳教授、孙斌栋教授，基教所的杨小微教授、黄书光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冯绍雷教授、杨成副教授，课程所的吴刚平教授、杨向东副教授，文字中心的董莲池教授、潘玉坤副教授，思想所的盛邦和教授、陈�S教授等出席了本次沙龙，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王晓明教授首先汇报了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进展情况。他指出，项目初立项时主要有两个研究思路：一是学术上的，从1980年代晚期提倡“重写文学史”，到世纪交替时的“现代文化反思”；另一个是思想上的，从“构造知识分子的精神根据”到“文化研究”。这两条线开始是平行的，后来开始交叉，并促使原有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例如，原来较笼统含糊的现代文化概念（偏向于观念性的），渐渐变得比较具体，并逐渐形成了“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中国革命”等观念。而项目关注的中心点也随之改变――即由反思“现代文化”的价值观问题（工具意识和超越意识之间的矛盾），渐渐偏向于如何解释、评价“中国革命”，着眼于文学与“中国革命”（由建国、大同两个层面展开的革命思想方案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
基于这种转变，2009年左右，王教授开始摈弃以前的思路，转而对“中国现代思想”、“亚洲”意识、“中国”想象、“个人/个体”意识等专题展开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着力研究的重难点有两个：一是现代思想/实践的“泛左翼/社会主义”主流的是如何形成、变质的，以及变质的关键节点在哪里。一是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定义及其文学史论述的“效应”，如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文学性），什么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新分期等等。
王晓明教授汇报中提到的“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中国革命”等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兴趣。思想所的杨国荣教授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课题中所使用的“现代早期”这一概念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时代划分，那么把1940年代作为“现代早期”结点的标志性事件有哪些？“中国革命”究竟何意，“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又是什么？“建国”意味着建立民族国家，“大同”超越民族界限，这两个存在张力的方面如何并存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主题？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杨成副教授提出“中国革命”这一概念是否能涵盖整个中国现代变迁进程？课程所的吴刚平教授也指出揭示“革命”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泛化之后“革命”，相应就有不同层次性、不同形态，各个层次、形态的“革命”都必然对文学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在丰富了“革命”内涵后，相应地丰富“文学”的内涵，揭露文学类型之间关系，以及对文化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另外“现代文化”的价值观、“现代”等问题也同样引发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基教所的黄书光教授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又投射到、反映到文学中。杨国荣教授认为相对来看，整个现代主流意识是功利意识，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革命、革命者往往带有非常强的理想性，他们怀有高远的理想，并不在意当下利益的获取，这似乎与主流的功利意识存在一种张力。思想所陈�S教授提出“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关涉到“现代”，一方面“现代”还没有来，一方面我们又居住在“现代”，现代是否也是主观能动性的构造之一，该怎么理解“现代”词语中既发生在当代，又发生在未来的结构？
城市中心的陈映芳教授还针对该项目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的特点，对项目的如期结题提出了诸多有益见解。
王晓明教授对以上多位教授的见解和提问，一一做了详尽的回应。并与思想所的盛邦和教授、俄中心的冯绍雷教授就“亚洲”意识、亚洲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沙龙的最后阶段，由杨国荣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他还有感而发地指出，人文科学在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为提供一个解释模型，用这个模型将相关纷繁多样的材料统摄起来。在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中往往会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张力，一个是论证，一个是解释。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会把要研究的现象归结到某一个类型，并在归类中不断地用相关材料、现象进行论证。而与个案相联系的解释，更多地是与具体历史现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相联系。没有类型的话，我们面临的只是纷繁复杂的材料的罗列；而只讲类型，往往会忽略历史现象本身的丰富性。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两者之间的关系。许红珍处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表示感谢，并希望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提升基地重大项目研究质量，为标志性成果的形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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