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月第二十三场:许纪霖教授谈“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发布时间:2010-11-04浏览次数:18

2010113下午3时整,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月第二十三场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303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由我校紫江学者、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许纪霖老师主讲,题目为“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并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进行点评。该系学生以及部分老师共同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整个报告厅座无虚席。

许纪霖教授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富强一直是中国人追逐的梦想。如何实现富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主宰了中国人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清末民初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富强之路,同时也成为他们新的人生信念。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所至,产生了一个崇尚物质、崇拜强权的力的秩序,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的温情脉脉的礼的秩序,代之以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强权主宰、赢者通吃。

教授指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之下,晚清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时代,中国人相信优胜劣汰,相信强权就是公理,相信国家实力就是一切。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日益弥漫的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不久后爆发的欧洲世界大战,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废墟之中意识到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是现代文明两贴可怕的毒药,于是从生存竞争的迷雾中醒来,产生了五四时代广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了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因而也结束了晚期时期的去价值、去道德的实力趋向,重新获得了普世性的文明基础和道德正当性。

陈卫平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首先,教授对教授所作报告进行了肯定。教授指出,从历史角度讲,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遗产,不仅有其正面影响,也有其负面影响。进化论被当时的中国人不作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世界观来对待,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角度讲,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即除了富强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目标吗?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对这些课题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教授补充到,在中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是有批评怀疑的思潮存在的,但是这些思潮所指引之路仍为歧路,仍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之路,有待于我们继续探寻。

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许纪霖教授和陈卫平教授在一种轻松而又严谨的氛围中对“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但使在场的各位师生对讲座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以其浓厚的问题意识启发大家进一步深入思考,对提高全体师生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都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