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3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的“知名校级讲座”在线举行，主题为“石刻书籍史刍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程章灿教授提出了石刻研究的三个层次，一为史料研究的层次，以单一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某一石刻文献的内容与价值等；二为史学研究的层次，旨在通过对多种石刻文献的组合研究，阐释史学现象或问题；三为文化研究的层次，意在通过视野融合，将石刻文献纳入到文献文化、物质文化及文化传承的研究视野中，从而发掘石刻文献所蕴含的多维意义。本次讲座，程章灿教授主要围绕文化研究层次展开，从“汉碑对书籍制度的影响”、“作为经典丛刊的石经”、“石刻文字的辑集与目录学”、“石刻特有的书籍状态”以及“石本与书本的纠缠互生”五个方面梳理了石刻书籍史的发展，并就其中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考论分析。
首先，程章灿教授介绍了汉碑对书籍制度的影响。在形制方面，程教授通过对汉碑与简牍异同的总结，指出大版面是汉碑的典型性之一，由此突显出汉碑用于公开展示，供学子诵读、传抄的特殊作用。在性质方面，程教授认为汉碑属于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且在形态上常兼具写本与刻本的双重特性，“一件石刻，从媒介材质上来说可以称为‘石本’，从制作方式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为‘刻本’，从刻工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称为刻工的写本。”其次，程教授概述了典籍碑的刊刻史。典籍碑为刊刻经典或典籍的石碑，具有纪念与记忆的功能。典籍丛刊的石经刊刻始于熹平石经，刻石的意义既表现在文献整理方面，又体现在展示国家权力的作用上。此后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等。进入刻本时代以后，刻立石经，其好古的意义已超过传经的意义，如南宋高宗时期刻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其目的更倾向于帝王书法的展示，与王朝政治权力的彰显。綜上，在考察石经的过程中，研究者既要关注石经的内容，注意石经作为权威定本的价值，同时需要关注石经形制的特点，如刊刻字体、版面安排、排列布局等，挖掘其背后丰富的文化意义。
再次，程教授介绍了石刻文献的结集。石刻文献的结集始于六朝，《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已记录诸如《碑集》《杂碑集》之类结集石刻文献的著作，宋代此列著作又有新的拓展，出现汇聚多地、多时、多类石刻文字的总集，以及总汇一代一体的总集。程教授将以上总集，形象地比喻为“可移动的石刻博物馆”，认为此类书籍的出现体现了文献强大的衍生力。此外，总集之外石刻亦有多种特殊形态，如拓本、装裱、割并……其中，拓本的出现赋予了石刻文本便于保存、携带、流通、玩赏的特性，有如“古代的PDF文件”。石刻文献从石本到纸本的转变有如一场“文本的旅行”，促使石刻开启“旅行”的动因，就在于书本一统文献江湖，形成了新的潮流，在阅读文化和书籍文化的裹挟下，石本逐渐向书本靠拢。最后，程教授简述了石刻与书籍的纠缠互生。程教授指出，石刻的制作包含撰作、书刻、传播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及材质等诸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文献形态，程教授将其概括为“四本”，即写本、刻本、拓本、辑本，“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构成了石刻文献生命循环的完整过程。从生产、阅读、流通与利用这四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这一过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四本’彼此的异同和关系。”
讲座最后设置提问环节，围绕程教授的报告主体，听众通过线上聊天框踊跃提问，程教授就其中的代表性问题进行了详细回应。在热烈的讨论中，讲座落下帷幕。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