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上午 10：00，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的第39场于音乐学院350教室召开。此讲题为“以辞指声与声辞合抄——中世纪附加性乐曲与魏晋乐府歌诗的文本与音乐关系之异同”，主讲嘉宾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伍维曦教授。
伍维曦教授以一种局外人的视野，结合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非西方经验，将讲座分为三部分展开：“附加”实践中的以辞指声、乐府歌辞的“拼凑分割”与“声辞合抄”、 以文字记录音乐的普适与音乐文本化两种不同音声观念。以此对于“附加”实践兴起之际“附加性乐曲”中的某些类型，进行一个比较性审视。
讲座伊始，伍维曦教授对本讲的阐释思路进行观照：对欧亚大陆各种古老音乐文化的记谱系统进行比较对比后可发现：无论是记写声乐还是器乐，都源于文字或对已有文字符号的借用、简化与变形。附加性乐曲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仪式音乐的重要类型，也是在西方音乐的文本化记谱思维处于萌芽之际就被记录下来的声音符号，在附加性乐曲的书面形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歌词与音乐的关系。我国魏晋乐府诗歌中，具有“以辞指声”（文字的形式带有一部分乐谱的功能）和“声辞合抄” （不完备的记谱和文本共同指示的一个音乐文学综合体）的特点，它与这种卡洛林文化蕴育出来的、同样立足于口传实践与记忆传承的音乐文学综合体有着相通之处。
将这两种历史上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现象及记写实践进行对比观察，便有可能深入乐音、语音在记忆、书写技能和文本化、符号性观念制约下的各自发展路径及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与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的关系等宏大的命题。
在这一议题下，伍维曦教授首先对“附加”（troping）进行了定义：它们附加歌词或附加音乐，或者同时附加二者，进而扩展了标准的礼仪项目。更进一步说：附加段是一种延展诗文和音乐的中世纪实践产物。在音乐历史的语境中，“trope”这一术语可以指任何被附加在一首已有的圣咏之上、但并不改变该圣咏的歌词文本与曲调结构的文本或曲调的成分。
为了进一步从比较的视野来理解这种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制作思维及其遗存的文本形态，伍维曦教授将论述聚焦于“附加性乐曲”中的两个类型：纯文本的附加段普罗苏拉与部分歌词的塞昆提亚，通过多个生动的例子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系列的对比研究可以假定：普罗苏拉的制作者和咏唱者，即使在没有记谱的情形下，对于该附加文本与阿里路亚所共用的同一曲调是熟悉的，被打碎分散在新的普罗苏拉文本中的原来阿里路亚中的文本片段，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旋律信息，并引导着熟悉原来花唱式阿里路亚的教士在音节式的织体语境下，重新呈现阿里路亚的曲调。而这种现象同中国音乐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合乐填词”十分相似（记忆中最近的例子是学堂乐歌）。
以这样的音乐-文学综合体为概念枢纽，伍维曦教授接着从中国音乐史学角度出发，以《宋书·乐志》为例，论述乐府歌辞的“拼凑分割”与“声辞合抄”。从东汉初年到南朝齐梁时代这四百多年间的乐曲和乐舞的歌诗文本都主要保存于《宋书·乐志》之中，这一时代也承载着文学史和音乐史发展的关键性嬗变——从建安至永明，完成了从以辞赋为中心到以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为中心的文学实践与观念的转变。因此以其为文本也体现出教授细致的考量。
伍维曦教授通过对保存下来的乐府诗歌文本研究发现：同一文本同时会出现整体和部分不同变体，而这些变体之间的关系与中世纪初期的附加性乐曲的歌词文本中某些类型十分近似：一份诗歌文本，其实就是与中世纪仪式圣咏书相似的提示性乐谱。欧亚大陆的这些实际承载着曲体和表演的诗歌文本都是拼凑与分割音乐诗歌文本以制作音乐文学综合体的方式。
最后，伍维曦教授将这两种从欧亚大陆两端分别出现的但具有相似发生背景的“文学—音乐综合体”放置在更广阔的艺术和学科维度，通过一系列的比较与哲理性思考结束了这次讲座：“我们从附加性乐曲与乐府诗歌的文本遗存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音乐-语言对应关系，这对于音乐记谱法肇始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而在这种条件下，音乐书写是一个在教会文本和诗歌文本与读者脑海中储存的旋律之间起协调作用的技术手段。
习惯了20世纪精密音乐文本的我们面对这种乐谱时无助和失措的窘态，暗示着这种书写本身也像继叙咏和乐府诗的演唱一样，具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表演特性，它与我们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作曲，不啻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声观念。”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理论系教师参加学术讲座，伍维曦教授与师生进一步围绕“以辞指声与声辞合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全场师生受益颇多。
供稿 | 音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