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2021年名家讲坛暨第21场知名学者学术讲座通过腾讯会议举行。本次讲座由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程丽红教授担任主讲人，以“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为题，围绕“洋务思潮与国人早期商业报刊纷现”“维新思潮与民族近代报业之勃兴”“启蒙、革命思潮与白话报刊之崛起及口语传播的复兴”三个部分展开，带领同学们思考了社会思潮与媒介的嬗变之间的关系。本场讲座由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
程丽红教授首先针对洋务思潮时期的办报情况进行了梳理。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生，早期国人的商办报刊开始出现，这些报刊多处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政治上依赖于洋务官员，呈现出办刊时间短、社会影响力有限、资金有限的特点，并且对于后来的报刊盈利模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程丽红教授认为，尽管这些报刊披着商业性的外衣，但实际上大多与洋务运动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势为视角来衡量商办报刊在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首先，早期商办报刊是洋务运动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早期国人创办报刊活跃的地区也是洋务运动活跃的地区；其次，早期的国人自办报刊都采用外报的形式来承载具有民族和时代色彩的内容，体现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趣味；最后，早期的报人一部分具有官方背景，其中有不少是洋务官员，另一部分则是接受西方洗礼的传统文人，放弃入仕而入商，通过办报学习西方文化，以求国家富强。
在对洋务运动时代背景进行剖析的基础上，程丽红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当时政治条件不成熟，仕人阶层未能在更广泛地范围内达成共识，响应洋务思潮的人数有限，故不能长久维持商业报刊的阵容，早期由国人自办的报刊大多命运多桀。直到维新思潮时期，国人的第一次办报热潮才真正发生。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拉开维新变法的运动。维新派利用报刊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倡导政论报刊，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热潮，结束了外报垄断中国报业的局面。报刊对民众影响巨大，在布局上，办刊地点从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扩展到内地等地；在影响上，近代报刊已经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程丽红教授再次指出，这一时期报刊业的发达同样不能仅用经济发展来解释。首先，当时民众对商品性、娱乐性报刊的需求量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即便在商品经济欠发达地区，近代报刊业却同样很发达。其次，当时报刊的销售主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或政治渠道，而非商业化售卖。最后，无论是主流的政论报刊还是专业性的科学报刊，其目的皆在于传播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科普，而非盈利。
到了启蒙思潮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社会各阶层有志于改革的人形成启蒙的共识，推动了革命思潮。程丽红教授提出，这一思潮带来了白话报和口语传播的兴起。在梁启超的推动下，小说期刊迅速发展，只不过这种变革仍旧停留在文体形式上，未能在平民大众间普及，而与此相比，白话报刊则考虑到了当时民众的文化水平。清末十年间，白话报的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出现了很多阅报社、讲报处，将普通大众纳入启蒙范围。为配合白话报向更底层的大众进行宣传的任务，让群众接受新思想，演说开始勃兴。由于演说通俗易懂、具有现场性，并且任何人都可以走上演说讲台，一时蔚然成风，演说得以成为与散文、诗歌相并列的一种文学形式。这一历史过程证明：在启蒙思潮中，改革者极度渴求一种具有巨大宣导效应的传播形式。
讲座最后，程丽红教授对近代媒体形式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顾。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的办报者希望用传统的大众报刊锻造舆论空间，引发社会思潮，激发民众对新知识的渴求，从而推动社会变革。戊戌维新时期，报刊聚拢知识分子，为其提供建言渠道，实现与官方的沟通；世纪之交后的报刊活动则表征了国人启蒙救亡的欲求，批判旧俗、宣扬科学、提倡新民。程丽红教授总结，从寄望官方垂青到援引民众力量，再到对更为通俗的大众媒介形式的器重，社会思潮与传播媒介在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互融互生，传播媒介的嬗变是社会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思潮则作为一种重要的推进力量，推动传播媒介（甚至可以跨越客观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制约）急速跃进。
讲座结束后，程丽红教授就“清末讲报处的设立”等话题与同学们进行了互动和探讨。
文字 | 谭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