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第1场:许纪霖:“我是大正之子”:日本战后思想大家丸山真男

发布时间:2022-04-26浏览次数:248

2022413日下午两点,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暨“2022年第1场”讲座。此次报告会的主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许纪霖教授,其报告的题目是“‘我是大正之子’:日本战后思想大家丸山真男述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永晶副教授作为点评人,对于此次报告做了精彩评议。另外,受疫情影响,这场讲座采取线上方式进行,因而不仅面向华东师大本校师生,同时亦对不同专业与兴趣的社会公众开放。在腾讯会议上,约有五百人观看了此次讲座。

许纪霖教授在讲座伊始就表示,中国思想界存在一种“面向欧美,背对东亚”的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方法论上,抑或是思想灵感上,中国的思想界更多是从欧美的研究成果中取法,而对于东亚的日本,及其思想大家丸山真男(19141996),则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鉴此,许教授近来最新的研究心得,则是突破中国思想界这种局限,尝试着对丸山真男的思想作一番初步性质地考察。当然,因为丸山真男思想自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许教授此次报告的内容,并不在于对丸山真男“面面俱到”地“述评”,而是选取其思想的几个重要面相进行讲解。

许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是一位“坚信正义价值的普遍知识分子”。而在分析这一点之前,许教授先行将孕育丸山思想的时代,即日本的大正时代(19121926)作了简单的交代。大正时代是“日本战前最开放、最有活力的黄金盛世”,此时期的社会环境,无不充满着一股自由的空气。处在成长阶段的丸山正深受此影响,而这也就为其之后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许教授在揭示日本大正时代之自由因素对丸山的正义价值的建立外,同时还注意到另一项因素,即丸山自觉承继了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传统。在大学时期,丸山就通过阅读康德(17241804)有关正义价值的相关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正义价值观:尽管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的,但是,追求正义的执着之心仍旧需要保持。正因如此,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作为军队服役人员的丸山真男,监听美军广播时听到播到“基本人权”这一词时,发自内心的“觉得就像邂逅初恋情人一样激动无比”。由此也使丸山相信,“虽然战事尚未分出胜负,但日本帝国在伦理上已经战败了”。

接着,许教授围绕丸山提出的“人的内在主体性”确立问题而继续报告。无论是面对“国家权力的暴虐”的直观体验,抑或是“悔恨共同体”促成的战败反思,更甚是在民主社会年代形成的“政治冷漠”,这些无一不关乎“人的内在的主体性”问题。许教授讲道,所谓“内在的主体性”,其核心指涉的是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为解释这一点,许教授重点提及丸山的“无责任的体系”概念。许教授认为,丸山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机制的探索上,有着敏锐而深刻地观察,简单讲,就是日本国民都丧失其自我的主体性,即“类似于阿仑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最终造成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狂热性政治军事参与。如果要摆脱这种精神

困境,“日本国民要有一场精神的自我战斗”,才能“实现自我的主体性”。

谈到这里,许教授展开了丸山关于日本人独特的精神结构的讲述。许教授表示,丸山晚年对于日本思想的研究显示,日本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强大同化的融合力,其称之为“古层”或“执拗的低音”。所谓“古层”,按照许教授的解释,它不是“本质主义”的,同样“并非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套实在概念,其无法用清晰的理性认识去把握”,实际上毋宁说“更接近一种心理与感觉”,即“集体的无意识”。故而,在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冲击时,日本文化并未如同中、西文化接触时呈现的巨大矛盾冲突,而是能在其强大的融合力之下,“相安无事”接纳西方文化。日本思想中的“古层”,类似于美国中国史权威列文森(19201969)形容中国传统时提出的“语法结构”,二者共同指向的皆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当然,“古层”思想文化结构,由于其自身的开放性,所以在汲取异民族文化时,能够自动进行“过滤”与“筛选”,进而较好的同异文化进行衔接与交融;但是,与此同时也须看到,其在文化因子中产生出“相对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特质。而这一点,无疑对日本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的建立,造成一定的冲击。

 

如果说,上述三个问题涉及到丸山真男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以及作为政治思想家关于日本精神结构的思考,那么许教授接下来对于丸山真男的介绍,则侧重其在学术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上。就思想家的类型而言,伯林(19091997)曾将其区分为“刺猬型”与“狐狸型”两种;与此类似,丸山本人亦曾做过“体系建设型”与“问题发现型”两种学者的划分。刺猬型思想家注重构建理论体系,而狐狸型思想家则对理论体系构建并不感兴趣,而是倾心于捕捉问题。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一文中,丸山指出三种思想史的类型,第一种是教义史,第二种是观念史,第三种则是“将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并对它的历史进行叙述”。在许教授看来,丸山的思想史理路更接近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说,丸山的思想史研究取向,“善于从时代错综复杂的现象之中,捕捉到问题的核心”,而此点正与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家史华慈(19161999)倡导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中,伴随着“问题”的探索,丸山还能提炼出像“无责任的体系”之类的富有“解释性”与“生产性”概念,这一点可谓难能可贵。

许教授在指出丸山“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史进路后,继续对其具体的研究方式,进行了讲解。丸山颇为欣赏福泽谕吉的“状况性思考”,即立基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关于事物的善恶、真伪、美丑、轻重等价值,并不能就其本身而孤立地下判断,必须在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判定”。许教授认为,丸山的“状况性思考”,实际上就是一种注重历史语境(Context)的思考方式,即针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孤立地下判断”,而是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之中,进行比较性或整体性审视。于此,许教授视丸山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即在问题评判的视野上带着开放性与流动性;而这一点,显然与欧洲的柏拉图、黑格尔等绝对主义理念信奉者相异,丸山视之为“精神上的懒惰”,即“每次遇上价值判断,省去对具体状况的具体分析”,总是“一劳永逸地以抽象的理念评判复杂的现实”。

为使大家对于丸山的“状况性思考”的丰富性涵义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许教授引用丸山《历史意识的“古层”》中有关“永恒的现在”的表述,进行了补充性分析。所谓“永恒的现在”这一概念,其意味着“永恒的理念总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并非“固化封闭”,而是“处于无穷的变化流动之中,但又体现为清晰的谱系连续性”。这一点类似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许教授举了一个关于“仁”的价值的转化事例,来作说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仁”,并不因过渡到现代社会而丧失其意义,“仁”仍旧可以同“人权”相结合,以凸显其“流动性”的价值。中国代表张彭春(18921957)在20世纪中叶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时,就认为“人权”一词,不要仅视为西方的概念,其同时不能忽视来自东方的“仁”的价值注入,二者之间照样有着共通性与互补性。这种将“仁”的再语境化的创造理解,正可解释丸山“永恒的现在”的题旨,即“永恒即是过去的延续,又是此刻的呈现”。由此来看,许教授在讲述丸山“永恒的现在”这一概念时候,既十分强调其内涵的“流动性”意义,但又绝非局限于此,其同时亦注意“流动性”背后的历史演变的内在脉络。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许教授最后还对丸山关注“人”的问题,进行了着重强调。许教授表示,“在丸山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人’”,“这个‘人’,不是受到物理学因素支配的‘机器人’,也非深谙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益的‘经济理性人’,而是具有活生生情感、意志的‘个性人’”。丸山对“个性人”推崇,既继承了欧洲启蒙时代以降的浪漫主义传统,也离不开日本“古层”相对主义文化的培育。许教授讲道,如同钱谷融(19192017)先生所说的“文学是人学”,其实“史学亦是人学”。史学研究须如丸山思想指出的一样,关注“人”,呈现出作为“鲜活的个体”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如何研究“人”,丸山的价值多元主义使其相信换位思考的不可或缺,即如许教授对其思想概述的那样,“感受他者”,并将这种感受内化为“自己内部的声音”,最终进行“自己与自己对话”。此种方法,正与陈寅恪(18901969)提出的“同情性的理解”相类似。

此次报告会,许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世界价值的普世思想家”丸山真男思想的几个面相,尽管如许教授自身所言,这是其“心目中的丸山真男”,但无论如何,通过许教授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丸山思想中所呈现的“流动性”、“开放性”及“多元性”等特质,而这些特质,又将进一步构成我们学术追求、思想追求、乃至真理追求的新资源与新动力。

许教授报告完毕后,华师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永晶老师则从“基本人权”、“直观的体验”、“内在的主体性”及“普遍性价值”等方面,对许教授关于丸山的讲述,进行了内容上的补充。与此同时,两位老师还针对线上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