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社会的拓展与回应研究(1917—1927)”工作沙龙举行

发布时间:2019-12-30浏览次数:568

20191226日,历史学系瞿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社会的拓展与回应研究(1917—1927)”在人文楼1306会议室举行工作沙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副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沈洁副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裘陈江、三联书店王婧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健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宏副教授、谢敏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沙龙。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五四运动在江浙地方社会的拓展与回应研究(1917—1927)”工作沙龙举行

课题负责人瞿骏教授发言

瞿骏教授在介绍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钱穆为何不革命——五四时期的“主义”在江南》后,孙青副教授提出以下问题,首先该课题所讨论的印刷文明下主义传播的地域差异是否与思想学术上的南北分野存在关联?其次,近代以来中国有一个由的转变,即传统时期的地方事务大多围绕展开,如盐政,但19世纪50年代后则以为中心,如学务、警务等各种洋务,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地方出现了不少局所,对地方士绅群体和乡村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课题研究应该关照到这些长时段中的变迁对江南的影响;最后,孙青副教授还注意到无锡的特殊性,尤其是华、徐、杨、钱等地方家族的权势与无锡、上海的关联。对此,瞿骏教授认为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它有周边,即有无锡、苏州等江南腹地。江南地区的读书人人作为主义传播的载体是如何产生的?就要关注其文化背景,也要注意辛亥经验与主义的认知、接受间的关系。

沈洁副研究员认为,在使用江南的概念时应先对其界定,不可太笼统,并举同属江南的苏州、无锡与宁波、温州的不同为例说明。另外,沈洁认为1920年代以后信息、文本传播的媒介已较晚清进步不少,因此内地的江西、湖南在接受主义时未必比江南地区落后太多。瞿骏教授则认为不可过于高估技术的成长,在考察当时信息传播时地理空间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偏远地区的书刊贩卖、信息畅通大多旋起旋灭,原因就在于其所建立的网络是点对点的联系,不像江南地区的销售网络,是一个稳固的商贸关系。

周健、裘陈江、宋宏、王婧娅等老师就论文所使用材料的版本、河上肇与钱穆、郭沫若等人的关系进行了交流。沙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建议,为课题的下一步顺利展开打下了基础。


供稿|瞿骏       编审|史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