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6日下午3点30分，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206室如期举行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吉布鲁（Francois Gipouloux）教授带来的“中欧比较视角下的城市与商人”主题报告，报告由历史学系朱明副教授主持。历史学系肖琦老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陈振铎老师等与会，系硕博士们参与其中。
Francois Gipouloux教授谈“中欧比较视角下的城市与商人”
报告分为五大部分：中世纪欧洲城市、中国帝国晚期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人、中国帝国晚期的商人以及城市与资本主义。
吉布鲁教授承认马克斯·韦伯对自己研究城市史的帮助，肯定了韦伯在比较世界城市尤其是东西方两种理想类型城市的基础上揭示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关联所做的贡献。但吉布鲁教授认为韦伯缺乏亲身实践，囿于认知，对东方城市的一些表述和观点并不准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报告是吉布鲁教授结合自己对东方城市，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的亲身考察而整理完善出来的宝贵经验。
开篇，教授从人口入手，列举了中世纪的几个主要城市：伦敦、佛罗伦萨、巴黎。这些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内部经济运作，同时伴随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随着人口压力上升、手工工场规模的不断增加，城市也向着大规模城市化发展，城市发展借此面临新的机遇。教授列举了意大利城邦（city-states）作为中世纪城市发展较为完善的例子，并且认为复杂而又有秩序的意大利城邦起源于11世纪开始形成公社组织（commune），强调了“公社”在欧洲城市形成中的重要性。根据人口数的不同，教授主张欧洲第二密集城市化地区是南部低地国家，包括阿拉斯（Arras）、里尔（Lille）、根特（Ghent）、布鲁日（Bruges）等。中世纪时期（1300年至1350年），这里的城市人口相当于巴黎、伦敦的十分之一。教授还认为，欧洲的城市拥有制度创新，本着宪章精神，是一种政治实体。作为法人团体的欧洲城市与乡村有明确的分界，而在中国，边界似乎很模糊，一套管理城市的措施似乎也能应用于乡村治理。
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述说着中国城市带给他的美感：首都北京：紫禁城给人以威严之感，同时也流露出对南浔古镇、周庄等江南水乡的留恋之情。游学的经历让教授不禁感叹中国城市的特色，也令其察觉中国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很强的归属感。随后，通过对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的分析，吉布鲁教授总结出中国帝国时期城市管理的目的：其一，文官驻扎市镇以通上下级讯息；其二，市镇拥有驻城团的训练兵。接着，通过对比分析，教授得出：第一，中国的城市在法律和地理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义；第二，城墙的功能，尤其在宋朝以后对城市边界的控制能力遭遇到了挑战。第三，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打破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禁锢。
吉布鲁教授肯定了商人在中世纪欧洲以及在中国帝国时期的作用。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1459-1525）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中世纪德国富商，他在欧洲的丝绸和铜贸易中取得了垄断地位，他也是查尔斯五世皇帝的主要金融家和债权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地主阶级对城市发展的兴趣。同时，吉布鲁教授认为绅士（gentry）具有稳定欧洲城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清朝，教授列举了南浔“四象”，即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的富贾：刘墉、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等。教授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即帝国末期文人精英阶层对商人角色的心态逐步发生转变，也追求物质利益价值，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义”和“利”的关系。
最后，吉布鲁教授指出，与欧洲相比，港口城市在中国的重要性要低得多，而且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经济可能存在内向倾向。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205-1776年间，港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此外，吉布鲁教授用图例形象地解释了帝国晚期的中国城市化发展之缓慢，直到20世纪晚期以前，与其他一些前现代地区相比，中国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
然而，说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发展，教授赞不绝口地称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效果之惊。中国是一个拥有生命力的国家，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拥有很多耐人寻味不同的地方，这正是吉布鲁教授从事研究中国和中国城市数十载的原因之所在。
讲座最后由朱明副教授作总结。朱老师肯定了吉布鲁教授从马克斯·韦伯入手，试图与之对话的独特性。朱老师同时也启发同学们思考如何在宏大视野下对东西方进行比较，以及怎样理解城市对于当今的中国崛起的作用等等。
本场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问答环节中缓缓落下帷幕。
供稿｜张弛 编审｜史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