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牟发松教授谈“汉唐间教育的目标、功能及其内在矛盾试论”

2019年12月17日18：3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学术沙龙作“汉唐间教育的目标、功能及其内在矛盾试论”为题的学术报告（2019年终身教授学术报告第7场）。报告会特别邀请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刘进宝教授作点评专家，历史学系黄纯艳、王进锋、包诗卿、刘啸、图书馆周保明等老师以及来自各院系的师生、校外听众参加了报告会。

牟发松教授谈“汉唐间教育的目标、功能及其内在矛盾试论”

牟发松教授指出对这一课题的探讨，来源于对当今教育问题的反思。当今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教育大国，但教育大国并不等于教育强国。教育问题首先当然根源于现实的教育制度、社会背景等，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汉唐间教育的功能、目标间存在着内在矛盾，特别是在人才的培养选拔（淘汰）功能与教化、意识形态塑造及文化传授等功能之间。本课题探讨汉唐间教育的目标、功能及其内在矛盾的积累、演化过程，试图对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提供一些历史鉴戒。

牟发松教授将汉唐间教育的发展阶段分为汉武帝亲政以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教育选举制度的丕变、曹操的唯才是举与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四个时期。

汉武帝亲政（建元六年，前135年）前，先秦封建贵族时代，学校的教育以建立理想的社会人伦和政治国家为目标，选拔贵族子弟，包括个别平民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学校，对学者中优秀人才选拔、任命、颁发官禄，为贵族国家培养统治人才。西周末期官学衰落，文化知识“下逮”，学术下移，由贵族分化出来的士阶层兴起。孔子私人讲学，开学术平民化之端，其思想有打破等级流动开放的一面。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是在承认和接受人们在事实上的差别同时，强调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个人发展的起点平等；以“学而优则仕” “学也，禄在其中矣”，则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对“血而优则仕”的打破。战国时代，士的上升空间扩大，养士之风兴起，游说之士活跃。这一时期，以黄老为主的稷下学派，兼容百家之学，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尚法家，教育民众喜耕乐战，推行以法律为内容、以官吏为教师、以信赏必罚为激励的社会教育，其教育目标、功能，高度一致。秦以后的帝制时代，政治结构最重要的是官僚制，教育、选举问题都与官僚制有关系。

汉代教育、选举体制最根本的改革，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构建与大一统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的有建立官学，设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员，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定儒学于一尊；推行察举制，按照儒学知识及儒家伦理的“经明行修”推选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两汉士人群体替变，相应的士林风气发生变化。选举制度、教育制度将儒家伦理直接体现为选举标准，落实在教育上，通过利禄引导、转化，使游侠、商业手工业主及其子弟转向儒学，顺应利禄导向的通经入仕蔚为时尚。元、成以后，制度化的儒教国家成立，儒学教育发展迅速，儒学人士众多而察举人数有限，选举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东汉时期宦官外戚掌权下的政治腐败，使儒生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竞争更为白热化。武帝以后，选举教育制度和时代价值观将士人逼到学（主要是儒学）而优则仕一条独路，机会成本升高。为了获得名声，士人在“经明行修”上下功夫，教育的选拔功能提高了“经明”考试的难度，学问因此日趋烦琐。士人要在“行修”即实践儒家伦理、名教方面出奇制胜，难免要出现虚伪和作弊。因应试引起苦节，苦节引起虚伪、做作、矫饰即变节，汉末名士尚浮华、相互吹捧以取名，“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士风为之转变。这种士风，导致选举无法找到真正的人才，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唯才是举，甚至曾兴起浮华案，就是针对上述弊端。但东汉末年，地方大姓势力已成，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人才。九品中正制其初在于采择舆论，注重人才优劣，家世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因为门阀当权，大姓冠族独享高品，使其成为保证当朝显贵世袭特权的制度。东晋南朝中品第业已固定，高门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多当官而不任事。在入仕居官特权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作为统治阶级主体的门阀士族，其作为知识群体主体的士族名精神贵族养尊处优、高雅风流的生活方式，却严重损害着官僚政治与行政的效率。他们逐渐在政治上丧失决策权，在军事上丧失指挥权。南朝门阀的衰落与寒人的兴起，亦因此故。

门阀制度趋于消灭是南北朝后期的共同历史倾向，科举制度开始萌芽。隋朝创立的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的科举制度，在唐初日益趋于完整。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武后掌权时代，诗赋开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录取标准，作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的进士科，地位日益重要，玄宗朝以后，宰相出身科举者占了绝大部分。宋时，科举更是发展为社会上读书人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科举指挥棒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中央国子监、弘文馆、州县学以儒经为主，作为教学和科举考试内容，培养和选拔大一统中央集权所需要的文官队伍。由于官学的教学内容始终墨守经学为主，适应进士科偏重诗赋修养的私学应运而生，玄宗以后，私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打破了魏晋家学以宗族子弟为主的特点。对于科举的弊端，时人议论亦多，尤其是进士因主试诗、赋而文风浮薄，无益于治政，而最受诟病。科举制度是为治国而选拔人才的，其公正、平等、择选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门第、血统、私人关系乃至违法作弊；科举成功者不仅改变了自身地位，也改变了门庭、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为统治阶层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激发了社会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成为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尽管科举制存在着弊端，但任何一种教育、选举制度，都有选拔人才所必不可少的淘汰功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工作机会，任何时代都是稀取的，因而有些弊端也是结构性的客观存在，甚至古今皆然。

牟发松教授报告完毕后，特邀专家刘进宝教授进行了点评。刘进宝教授高度肯定了牟教授打通断代、贯通汉唐的长时段研究。刘进宝教授从两个方面谈论了自己对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的思考。第一，当下的学者，已经没有了家学渊源，甚至师承也很少有了，研究生的教育已经从“手工作坊式”的传授，转变为“机器大生产式”的培养，因此在如今以断代史为分野、学术分工日益细碎化的研究现状下，多专家而少学者，但通贯的、长时段的研究是不是研究某一断代某一专题的专家能够做到的，只有学养深厚的学者才能完成。第二，牟教授的报告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回归到现实，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非常多，与三十年前相比，当今的教育有成有败，社会日益固化，通过接受教育完成身份转变、向上流动越来越难。鉴于现实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教育话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历史时期教育、选举制度的经验得失，当下需要很好的总结和借鉴。

提问环节，现场听众对报告内容展现了强烈的热情和兴趣，提出诸如古代士人数量与选官员额之间的矛盾、西周贵族与素质教育，以及私立与公立教育的矛盾等问题，牟教授运用实例，一一做了精彩解答，报告会得以圆满结束。

文｜赵满      图｜沈雷     编审｜史玉洁